延安时期的“窑洞大学”

大批文化名人、青年人奔赴延安。那时,共产党对抗战干部的需要也尤为迫切,迅速培养这些青年, 成了培养干部最有效的途径。已有的抗日军政大学已不能满足需要,急需新办一批学校。

张闻天这样的高级干部曾留学西方,对国外高校学科化教育更为青睐。大刀阔斧地搞专业教育,备受关注,却也招来批评,批评者认为学校应该按照社会实际需要来办学。

国共两党又出现大规模摩擦,国民政府停发了给共产党军队的军饷,并开始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困难,来延青年人数骤减,前线又需要干部,1939年,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延安的学校向外分流发展。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2日《南方周末》)

发自:陕西延安

责任编辑:钱昊平

延河发源于陕西靖边县东南部白于山区,自西北向东南,绕过崇山峻岭,流向延安,穿城而过进入宝塔区,河面渐宽。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延河两岸散落着多所学校,当地百姓称它们为“窑洞大学”,除了为人所熟知的抗日军政大学,还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三十多所院校,其中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简陋的环境中,一位身材瘦削、身着灰布军装的教员常去那些学校讲课,他是毛泽东。那一时期,年轻人不停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

之后,从延安各学校走出去的年轻人,又奔向各方,招生办学。在延安大学马列学院教授曾鹿平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了日后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许多知名高等院校,都跟延安有直接的渊源。

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 (石和平供图/图)

“校舍完全不怕轰炸”

延安时期的学校中,最出名的要数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创办于1931年。这一年,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艺术4个局。

1933年11月,红军大学和苏维埃大学军事政治部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为苏区最高军事学府。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工农红军大学改名“干部团”随军前行。

经过长途跋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当年干部团的老战士成仿吾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样的情形:傍晚,司令部命令各纵队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后,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仓皇逃避一空。”

至此,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史料记载,当时红军的兵力总数只剩七千余人,较之于遵义会议时,锐减了3万。

兵力在减少,干部也锐减,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也提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

1936年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个月后,随军长征的干部团组建恢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红大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分为3个科。

有学员38人的第一科日后“将星闪耀”,包括罗荣桓、罗瑞卿、谭政、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等。1955年军队授衔时,第一科学员的最低军衔是中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撤走。193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平接管延安。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石和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延安城当时只有民团和保安队成员千人左右。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一行从保安(今志丹县)动身,于1月13日抵达延安。

1月19日,成立半年多的抗日红军大学恢复办学,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不到30岁的林彪任首任校长,45岁的刘伯承任副校长。

延安市宝塔区钟灵毓秀的凤凰山下,仍然保留着抗大旧址。古色古香的复原校门上方书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字样,校门两边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抗大每天都要接收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的新学员。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先后有15000多名青年涌入抗大学习。据《解放军报》统计,这所著名的军事院校,走出了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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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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