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再聊杀马特，不要只看见他们的头发
“杀马特”音译自“smart”一词，以夸张廉价的服饰、发型著称，曾经被标签式地直接指代“土”和“low”。“杀马特”在大众心中的人物画像一般是这样的：白天打工，在为数不过的假期里顶着夸张的头发出门，以“炸街”的方式宣泄自己对现状的无奈。
十年过去，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杀马特”长大了，成熟了，消失了。“杀马特”的影子却仍然存在于很多人的心里：压力，单调，孤独。
我们邀请艺术家葛宇路与导演李一凡坐下聊天。后者拍摄的《杀马特，我爱你》引发了大众关注。与“杀马特”这个现象本身相比，我们更关心10年前的“杀马特”文化与当下的年轻人有着如何的共振。
“头发有多高，内心就有多渴望”
葛宇路：2020年年初《杀马特，我爱你》在时代美术馆放映时我就看了。当时就觉得很棒。没想到李一凡老师会在现场直接呈现一个纪录片。它不像一般的艺术电影那样，得再回去找阐释、找标签、了解艺术家背景，它直接把你抓进去了。
我和“杀马特”也有一些接触，但严格来说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杀马特。比如我弟弟也会弄那种发型；以前在职业学校时，有好几个“大哥”也会将头发弄成那样。我甚至很羡慕，说实话，很酷，但我不敢。当时他们确实很威风，也很有面子，身边还围绕着很多女孩。但这些人突然从学校里消失了，我想象在某个早上学校颁布了新政策，不让他进学校，那他肯定拒绝剃头发，甚至起肢体冲突，然后就被退学了。后来我进了大学，自然更看不到这样的人。
事隔多年再次勾起回忆，就是因为李一凡老师的片子。我不知道一般城市里的人怎么看。我自己感觉他们就是我身边的人，我曾经也是他们的一分子，只不过比他们怂。
李一凡：“杀马特”是很奇怪的一个词。它有时候是个形容词，比如说“这个人很杀马特”，形容他土味、夸张；有时候又指一个人、一个家族，有时候指整个潮流。这个词很广义。非要去定义杀马特，我觉得比较困难。
我拍的罗福兴他们是在东莞的这一拨，和葛宇路聊的还是有区别——就是头发有没有立起来、立起来的夸张程度。其实外表的夸张程度跟心理的程度是呈正比。我觉得他们是心里超级渴望被关注的那种人。所以头发有多高，内心就有多渴望。头发没那么高，对被关注的渴望就要低一些。我们采访的那些小孩，他们有句话叫“头发立起来了”。
真正的“杀马特”在城里是看不到的。比如我们在美院也经常看见奇奇怪怪的发型，但我仍然没见过“杀马特”那样的。
当然，“杀马特”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是这个发型，那些发胶一般管一天就塌了，特别牛的胶管三天。一般都是要出去“炸街”才做那些发型。比如今天哪儿有一个活动人多，他们就把头发“刷”地立起来，出去走。这个叫“炸街”。大部分时候他们就在厂房上班。
葛宇路：对。我第一次听到说文身和染发不能进某些单位，那时我就开始意识到这种造型上的太过于跳脱意味着会被系统拒绝。而这种拒绝从最早的文身、染发这类很明显的符号，到后来更加细微地入侵到你的表述、言行、生活方式。
现在工厂对这个有要求，我觉得也很正常，农村也在被这种气氛入侵。
李一凡：工厂里有很多规矩，比如说不能打耳洞、不能染发。
葛宇路：就是有无处不在的这种要一致化的要求。这个可能是根源吧。我现在在美术馆上班。工作到后阶段， 我打卡非常不认真，老迟到，再加上跟我的薪酬没关系，所以慢慢地就懒散了，我那艺术家的臭毛病就来了。对美术馆的同事来说，卡打漏了还得说明原因。这种制度它确保了你在系统里面大部分都是一致的。
#葛宇路在广州扉美术馆《搞搞震 冇帮衬》展览现场。从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葛宇路每周代替一名扉美术馆员工上班。被代替的同事，有的回老家陪爸妈，有的则外出旅行，葛宇路用自己的劳动时间为他者换取假期。
我以前在一个纪录片公司工作时，上班也打卡，也会跟薪酬挂钩。我会刷工作时长。比如这个月上了 270个小时，我只有250个小时，我觉得好像很丢人，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在那个系统里，好像时间更长，人就对公司忠诚度更高。
“何以解忧，唯有暴富”
李一凡：对我来说，我尽量做到用最小的忍耐，换取最大的自由。实际上，我没怎么被约束。但说一点都没有也不可能。比如当大学老师，一学期就6周课，上完就完了嘛。绝大部分时候我会比较自由。我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我有挣50万的能力，我只挣20万，只花18万。我都是一直只为自己喜欢的事工作，从来都不愿意为挣钱这种事情工作。
我们这一代跟你（指葛宇路）这代处境不同，我们出来的时候，社会是缺少人才，到处都需要我们。比我们大一倍的人，早年学那些苏联的东西，到改革开放后其实都不太有用。所以我们这一代是既得利益者，有什么难的呢？很容易的。
葛宇路：只能说经验差太大了。
李一凡：对，差别很大。我们这一代人相对来说要比现在这一代人容易。现在有些学生给我看手机账单，说老师你看我欠200万、你看我欠300万——因为买房子嘛。那你人生还有什么选择呢？你得还账呀，就没什么可能性了。我们那个时候房子很便宜， 或者是单位分房什么的，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你瞎搞吧。
其实“杀马特”也一样，“杀马特”的父辈目标很明确——挣点钱回去娶媳妇、修房子、生小孩，这个目标可以实现。
现在“杀马特” 进城后发现这些目标竟然不可能了，目标没了。打一年工不吃不喝三四万块钱，一平方米都买不起，还不如花了。所以他就跟上一辈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这是这一辈所有年轻人的一个共同处境，这个处境让大家觉得特别绝望，不知道怎么办。
“杀马特”那年最流行的衣服上写着“何以解忧，唯有暴富”，他打工解决不了问题，他就寄望于一夜暴富，所以也有很多人去赌。
葛宇路：对。我们来看非常不理解，他们怎么都不存钱，觉得不理性的感觉，但其实背后原因真抛出来是极度理性的。
李一凡：对。大家的共识就是钱不可能存得下来。我们这一代其实不是那么难。你们的压力肯定比我们大。
你们父母这一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拨人，处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变更的时代，这一代人自信无比，因为当时社会整个都是向上的，他觉得我一穷二白，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你还说我没经验？所以你们压力大。你们一说啥，他们说“你说啥我不懂呀”你就惨了。
我们这一代人正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候，其实是不正常的一代人。可能你们这代人是常态，我们是变态。
“工作，关乎报酬和劳动之性价比的选择”
葛宇路：我一个研究世界经济的朋友说，他对比了很多国家近年来的发展，只有中国是一直在向上发展，这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对。他还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其他所有地方的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期待跟其他人本质上是不同的。你们这一代人给我们这一代人投射了巨大的阴影。
李一凡：这个是肯定的。我们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长大的人。
葛宇路：我现在也面临买房的问题。但我全家碰在一起，所有办法都想尽了，也不可能。省钱的速度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拿钱痛快地玩去。
我研究生毕业时，当时想着要进个学校，所谓当老师、有编制。后来没搞成，一度觉得完了。甚至毕业那段时间，大家都会想是不是失去了未来，特别害怕。
后来我发现，把眼前这些东西拿开后，会发现可能性更多。我开始去做驻留，去外面做展览。想象中这种生活成本会很高，但其实也可以非常廉价，只是条件很差，但年轻人就不用怕嘛。
我现在住燕郊，房租很低，很多人会说，你房租这么低，但是距离这么远，你怎么去赚钱，怎么去工作？但我不用工作啊。
李一凡：花这么点钱还用工作吗？哈哈。
葛宇路：对！人家在市区，房子1个月得花我10倍的价格，我省这么多钱就不用工作了。我从那种恶性循环里跳出来后，反而就不需要依赖那个路径，有更多可能性。其他人就可能困在这里面，被唯一的一种价值观塑造，越来越无法想象其他可能性，越来越束缚住自己。
我现在对于工作的理解，觉得仅仅只要考虑报酬和付出的劳动性价比如何。其他任何想法，都不必要，也是多余的。从本质上来说，如果我缺钱，我可能就不会来美术馆上班，而是去送快递。
厂房当然是很残酷的，李一凡老师的片子里，这只手往前伸一点，手指头就没了。这之间的鸿沟我能感觉到。所以对于厂房的人来说，假如能来送快递，我觉得他们肯定也都来了。只要流通性提升上去了，各行各业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慢慢缩小。
在美术馆替班过程中，我基本印证了这种怀疑。我一开始认真地加入他们工作的逻辑，后来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比如对于超额的加班，我会抱怨。但说完后，他们还得加班，老板还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因为他就是这么将公司运作起来的，不这样的话公司可能倒闭。那我就要问自己，我是不是想要这个地方倒闭。这显然不是我的目的。
个体的选项其实很有限，不可能摇旗呐喊，带着大家一起闹。只是能躲就躲，或者说用一些很柔性的方法——就是好像干，但其实又没有干，或者说按我自己认为的方式干，或者挑我喜欢的时间段干。 你不要正面冲突，只能这样，最后就变成一些上班摸鱼技巧。
上世纪90年代初，还分白领、蓝领，现在程序员一不小心也可能会“挂”了，这和在工厂一不小心受工伤的 “杀马特”，本质上一样。客观上，厂里面还是特别辛苦，这个不容否认，但最后终极的命运体验，都是没有保障。当然，互联网公司说大厂的时候还是多一层优越感的意味。但从根上来说，你就不配有什么优越感，你们俩问题是一致的。
打工人本质上就是工具，主体性被去除了。所以你如果想要找回主体性，就不能依赖任何工作。很多年轻人错位在于，在一个工作中间寄予了主体性的期待，比如他的理想、他的未来，他要实现他的价值。我想说他都不可能做到，所以还不如回到最老老实实的地方去衡量自己的收入比例，自己付出的劳动时间，这个工作跟自己的节奏配不配合，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地方。
李一凡：杀马特群体里面最喜欢说的是打死不进工厂。但是没办法，还是得进。一般“打死不去工厂”两个月，然后又进工厂， 然后又“打死不进工厂”，就在不断地循环。他要生存。因为他的处境比这些白领还要糟糕。他不做马上就意味着没有吃的。他们之间互相都借钱都借很少，10块，20块。
葛宇路：李老师这样讲，我觉得自己现在其实不太有资格谈论打工这个问题了。我有退路，我有选择，而且我不吃这口饭。那些人没得选，也没有退路。我高中毕业时第一次踏上社会，人家招工，我就傻乎乎地交押金，也像片子里的 “杀马特”那样被骗，但核心上我们还是不一样。
我无法想象农村人那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因为我没有过过那种生活。我本科有个同学是农村考进来的，我们俩知识结构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电脑卡了要怎么办，这些问题他都不知道如何解决。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后来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他突然指着一棵树跟我说，这棵树你认不认识？我不认识那棵树。但他知道那棵树会开什么花、结什么果。他叹口气说，葛宇路把你扔在野外，你就死定了。我想想也蛮难过，可能他的知识丰富程度和我是一样的，只是这些知识到了一个资本聚集的城市里就用不上了。
李一凡：失效了。或者是他不能够用这些东西换取钱。
葛宇路：对。所以追溯起来，难道说他在农村出生就是个错误？这说得也太让人绝望了。但是现实可能就是这样。我享受着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便利。
李一凡：农村出生的孩子也有自己的表达。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农民就是瞎说，但是耐心去听，他真的有逻辑，理解到这个逻辑时，就觉得每个人都讲得很好。讲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讲不好的，大不了讲慢一点、啰嗦一点。
片子中有一个人，一上来就跟我说，我以前“杀”过一个人。我吓一跳。后来他说他在煤矿工作。我才明白，那不是经常死人吗，有什么奇怪的？
在时代美术馆放映时，有两个来看的“杀马特”说，“你搞这么真实，除了弄得我们这么心酸以外，不好看啊。”哪怕我都算很了解农村、很了解工人了，其实真到那个地方去听他们一句句讲细节，还是很震惊。但对他们来说， 全是日常生活。我们现在沟通的渠道是有问题的。比如“杀马特”有一个朋友圈，你有一个朋友圈，他的信息永远刷不到你这儿来，你朋友圈消息也永远刷不到他那去。我们互相之间是不通的。我们在这个位置就觉得他们生活太糟糕了，其实他们觉得这就是正常生活。
教育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让这个鸿沟注定很难被填补。虽然说今天网络有点作用，但是实际上大数据推送或是网络霸权的鸿沟填不下来的话，我觉得距离说不定还会拉开。教育会把人的趣味、文化的定位都定得死死的，就给你推送那些东西。
总理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仅1000元。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打工人在外面，每天加班，一个月 4000元左右，春节那个月还拿不到。他们一般家庭结构就是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不就是人均1000元？是我们觉得奇怪。
这个片子在工人区里放过，在江门放过，在惠州放过，大家的反应只有一句太心酸了，除此之外都不觉得有什么。所有反应强烈的都是白领、大学生。特别是那种自己从农村出来，从小读书特备努力， 奋斗成为一个白领，但自己其实根本不了解农村的人，看完片子后突然想起他的表弟、堂哥、堂姐，想明白他们是什么回事。放映时，有一个女生看着看着就开始哭，她说她想起了自己表妹，这里面的人和她表妹一模一样， 但她其实一直不知道表妹在干嘛。
网络编辑：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