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

林纾的《荆生》和《妖梦》两个短篇都是打击五四时期新派人物的文字，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荆生》的名气更大一些，据说它是林纾敦促军阀干涉北京大学内政的见证，于是成了作者身上擦拭不掉的污点。这观点如此流行，是一次毁誉运动的胜利。杨绛先生在《事实—故事—真实》一文中说，“霍姆士（美国散文家）只顾虑到写小说会暴露自己的秘密。但是，写小说的人还得为他虚构的故事蒙受不白之冤，这一点，霍姆士却没有想到。”林纾为《荆生》蒙冤已近九十年了，各种新文学史的作者是否愿意还他清白，还是未知之数。

荆生“教训”陈独秀、胡适

《荆生》的篇幅只有两页，约一千二百字，最初发表于上海《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1919年2月17日至18日）。这则故事现在不容易读到，先介绍一下概要：

主人公荆生，“汉中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简”是鞭类兵器，与“锏”字通用，可见荆生既喜读书，还好习武，有气力。作者称他是“须眉伟然”的“健男子”、“伟丈夫”。故事发生在辛亥五月某日，新从美洲留学归来的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籍贯不明的狄莫相约到陶然亭游，在荆生居室隔壁“温酒陈肴，坐而笑语”。三人谈得兴起，恶诋前贤，力掊孔子。荆生听到这些无所顾忌的言论，破壁而入，既动口又动手，把他们教训一通。三人鼠窜下山，荆生在危阑上“拊简而俯视，作狞笑”。那三位主张废汉字、灭伦常的少年，分别指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名字都对得上，这是学界共识。荆生是谁？“荆生”被指为徐树铮

《荆生》见报后不久，陈独秀即在《每周评论》予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把鼓吹文学革命者扮成受迫害者，称“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这篇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荆生从此被阐释为武人政权或军阀的化身，而小说作者就被斥为专抱“伟丈夫”大腿的小人，“现在的屠杀者”。在诸种对林纾的责难中，最为著名的是周作人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知堂回想录》中的一段文字。周作人晚年境遇不顺，政治立场却正确得惊人。他断言，“荆生乃是暗指徐树铮”，然后又写道：“林琴南的小说并不只是谩骂，还包含着恶意的恐吓，想假借外来的力量，摧毁异己的思想，而且文人笔下辄含杀机，动不动便云宜正两观之诛，或曰寝皮食肉，……幸而军阀还比较文人高明，他们忙于自己的政治争夺，不想就来干涉文化，所以幸得苟安无事，而这场风波终于成为一场笔墨官司而完结了。”难道是周作人不想干犯时讳而作违心之论吗？不然。他作为《新青年》麾下的干将，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发表过不少对林纾很不厚道的言论。《荆生》发表近半个世纪后,他又来总结性地贬损这位翻译家、古文家的人格。

为什么“荆生”就是段祺瑞的股肱徐树铮呢？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转录《荆生》一文后加上一注：“荆生影射徐树铮将军，因为荆、徐是古代密切的两州。”一部史学著作如此放心地沿用1919年新人物的旧说，实在有欠谨慎。这一解释的“版权”属于钱玄同，背后的学问和谋略都深，可惜是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商务1917年出版）式的牵强附会。为什么荆生不是姓楚（荆楚）、吴（荆吴）乃至韩（荆州）、王（荆公）呢？

“荆生”究竟是谁？

张俊才先生早在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林纾评传》中就指出，新文化阵营故意将荆生附会为徐树铮，实际上“荆生”谐音为“经生”，只是“理想化的卫道英雄的化身”。把这一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会发现，“荆生”身上有些痕迹指向作者虚构的另一个自我。

《荆生》中有一些细节与林纾本人的生活经历呼应。如：林纾1901年从杭州来京，长期住宣南春觉斋，离陶然亭不远；从他晚年多张照片上看，他是蓄须的；他年轻时习武，在当地还颇有名声；荆生为孔子辩护，称他为与时俱进的圣人（“时中之圣”），林纾在致蔡元培信（发表于1919年3月18日 《公言报》，又是一份罪证！）上用同样的语言反驳对孔子的非难。林纾的《技击余闻》记载了很多民间武林高手的故事，其中《方先生》一文讲的是他师傅方世培的事迹。方为福清茶山人，练习拳技与武术二十余年，“恒教其子弟舞青铜简及铁盾”。可见林纾曾练铜简，即荆生随身携带的兵器。文末林纾交待，“先生所赠余长剑，曾镌名藏之家。”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