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眼
①“草根元年”的喧闹
博客站主：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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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最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的变化可以说是“草根”的崛起。从年初的郭德纲的轰动、胡戈的“馒头”和《武林外传》开始，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文化事件都离不开“草根”崛起的大背景。那么，“草根”究竟是什么人呢？其实“草根”并不能和人民大众划上等号。他们其实是所谓“中等收入者”的后备军，而不是所有劳动人民的代称，虽然他们往往愿意以所有人民的名义发言。通过互联网上的博客和跟帖，他们相当程度上主导了舆论的走向。2006年正是这些“草根”崛起的“元年”。这些“草根”面临着现实中的竞争的严峻压力和上升不足的苦闷。他们觉得今天主导社会的“中等收入者”是既得利益者，今天应该为种种问题负责的同时也应该为自己的问题负责。这其实是“中等收入者”和他们的年轻的后备军之间的冲突，有代际冲突的成分。
———这种说法不无偏狭，至少是将网民来源缩小了。互联网固然有一定技术门槛，但并不表明更为广泛的群体的声音无法得到表达。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互联网也随之越来越大众化、社会化，从而更具有公共广场特征。将网上种种冲突归结于代际冲突，无疑忽略了网络的真正特性。
②追寻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
博客站主：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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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最近一两年内发表的一些时政评论中经常提到“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类概念，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对于这些“制度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我举双手赞成，然而，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创造的。如果制度存在缺陷，什么力量能够推动它向好的方向改进而不是继续恶化？正是制度设计(及最初的实践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当我们努力追寻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时，与我们不期而遇的正是“道德”、“使命”这些现代人已经陌生了的字眼。在当下，我们把呼吁(要求)唤醒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对象聚焦于精英阶层——在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中，精英阶层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使得他们理应责无旁贷地比普罗大众拿出更多更高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另一方面，精英掌握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权力，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能量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进制度改善。
———个人以为，这是一个类似“鸡生蛋”悬疑的话题。倘若反问一句：什么力量能够推动制度设计者的道德责任意识，恐怕答案恰恰也在于制度。博主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当前“制度决定论”的一种纠偏而已。
③新保守主义也是一种改革
博客站主：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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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政策都有其边际效应，在绝对计划经济状态下，开一个市场的口子，经济会发展很快，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红利，但同时市场的负作用也会一同放出，“一利生一弊”，比如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商业贿赂等；而当市场已经开放得很大，制度的红利已经接近巅峰时，再继续开放市场，而规范市场行为的措施又跟不上开放的步伐，那么负作用就很有可能抵消甚至超过积极作用，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这时适当的保守疗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经济的最佳状态是均衡，所以不管是从政治发展，还是经济发展，自由的市场改革这么久了，适当的保守都是一种必须的策略，当然也是凝聚进一步改革共识的契机。
———有一个讨论前提不能忽视，这就是：种种市场负效应显现，到底是市场化不彻底所致，还是过度市场化的后果。个人倾向于赞同前者的论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博主所说的保守是指放缓市场改革的步履，那么这种所谓“新保守主义改革”，很有可能使市场负效应进一步扩散。
④回到常识和良心的起点
博客站主：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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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先生在最近的大作《“腐败”文化》中直言，与时俱进的贪官们在腐败规模、腐败层次、腐败方法及应对策略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他列举了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黑帮化等几个特点，都是传统的官场腐败中所不具备或不是兼而有之的。我曾说，这是“腐败现代化”。如何才能遏止“腐败现代化”？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只要一点常识、一点良心就够了。只要从良心出发，从常识出发，“腐败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从这两个最基本的支点出发，终有一天，什么样的“腐败现代化”都会像纸糊的巨人一样轰然倒塌。
———遏止“腐败现代化”端赖于体制进步，这在当下确为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显然也不会像博主所说的，只要一点常识与良知就够了。我更赞同唐德刚先生所言，这一转型过程犹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因此，既不必急功冒进，对历史大局更应了然于胸。
(本期点评：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