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上的“长征路”

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总使人产生一种眩晕，这种眩晕是新旧环境的落差所致，就像达贵在1985年离开西藏后在济南看到的宽阔马路和飞驰的汽车。直到现在，达贵仍在试图弥补这种落差，秉持着使命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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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藏记

许多年后，达贵总会想起当年离开西藏，从成都开往济南闷热的火车车厢里，度过的新奇与紧张的三天三夜。

那一年，喊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人正加速将小渔村变成现代化城市，长三角、珠三角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加入城镇化的发展之中。而在格桑花盛开的高原之上，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还在报告里，驾着马车的西藏人始终如一守护着雪域高原的神圣。

1985年9月，14岁的达贵与日喀则市的100名初中生，耗时近一周从家乡日喀则辗转拉萨、成都，到3000多公里外的济南第十四中学，接受中学教育。

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来说，这次经历像是一场冒险。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想象力从未挣脱家乡的影子——达贵去过最远的地方便是离村二十多公里的江孜县城，那是他以为的“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现在，达贵的想法改变了。

这一路上，此前没见过的火车和高楼让达贵觉得既新奇又忐忑。在济南市区，他第一次看到了柏油马路和路上飞驰的小汽车。在济南的中学课堂上，老师讲解的知识更广、更深，加上他的汉语不太好，这让他花了很长时间去消化，才能跟上学习进度。

这些新事物在与家乡的比较中，让他逐渐认识到朴素的高原缺少着另一种活力。这种欠缺让他更加努力学习。“希望西藏也能有便利的铁路，村里也有平整的柏油马路”这种想法渐渐萌生。

中学毕业后，达贵又继续在石家庄师范学校学习。1992年，他考回西藏大学，并在大学毕业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他进入了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工作，成为行里计划处的一名科员。

达贵很感谢那几年的外出求学经历，被认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人出去以后，看到一些新东西，是会思考的，想法多了，人就会全面进步。”他认为，是外面接触的新事物、了解的新知识，塑造了全新的自己。

以至于他在工作中也开始思考：怎么“让西藏走出去”？

▲ 图/达贵

白发记

达贵一直觉得自己很普通。他身形魁梧，皮肤黝黑，典型的藏族同胞形象。但在工作领域，他做出来的事从不普通。

2010年，周有录刚到中国银行日喀则分行业务发展部时，达贵是分管该部的副行长。除了每周一的会议和周五的党建活动，他很少看到达贵有整段时间待在办公室。“他基本上都在外面见客户、谈合作、做营销。”

从外人看来，这个副行长像一个刚工作不久的业务员，充满着干劲。

对此，达贵的解释是，只有自己对工作充满激情，手下的员工工作时才会有动力。

“他总是带着我们一起冲。”在达贵当时的客户拜访名单里，不仅有政府部门、央企和大企业，还有小微企业。忙的时候，达贵团队一天要奔赴不同的地方见客户。有时约见的客户要开会，达贵就带着周有录等候会议结束，“最多的时候等了三个小时。他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正是在日喀则分行向前冲刺的时候，达贵两鬓的头发明显变白了。

2013年后，达贵成为日喀则分行行长。因为工作重心转移，他无法像以前一样，带着同事们拜访大多数客户。但他格外关注着当地扶贫项目和民族特色企业，尤其希望他们能够走出高原。

2016年，达贵从朋友处得知萨迦县一家生产八思巴藏香的企业，遇到了资金短缺、原材料供应不足、产量有限、产品附加值低等困难，发展面临瓶颈。八思巴藏香是“萨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明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市级非遗项目。这家企业规模不大，但产品质量较高。达贵认为，这种民族特色企业应该发展壮大起来。于是，他亲自带队，敲开了这家公司的门。

经过多次调研，中国银行日喀则分行为这家公司提供了300万元的产业扶贫贷款。这笔贷款让八思巴藏香企业“久逢甘露”。

但达贵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达贵团队认为，资金短缺并不是八思巴藏香企业难以经营的最主要原因，其销售市场局限于日喀则，营销理念陈旧才是根本原因。

“怎么帮助这家具备民族特色的企业走出西藏？”他将目光看向了西藏以外。

达贵为此召集团队，一起研究扩展八思巴藏香销售市场的方法，并提出了入驻京东等多个线上平台、投放线下广告、拍摄萨迦文化纪录片等建议。企业负责人仁庆欧珠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在中国银行的帮助下一一实现。

如今，仁庆欧珠的公司年产值从3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设立分公司，并成为中国藏香互联网基地。

至此，藏香走出西藏。

在达贵担任行长期间，日喀则分行支持的扶贫贷款达24亿元。在同事们眼中，“达贵很能干。他担任行长期间，日喀则分行2018—2020年净利润贡献度连续三年在西藏中行机构中排名第一”。

但这不是达贵最关注的目标——本地人和企业都能走出高原才是。

扶贫记

“之前被我们劝回学校的辍学孩子中，有5个已经参加工作了！”

最近，已经到拉萨担任自治区分行办公室主任的达贵，收到了日喀则分行同事次朗发来的消息。他们曾一起去日喀则市定日县曲当乡的优洛村和尤帕村开展过扶贫工作。次朗知道，达贵在扶贫工作中最看重教育。

信息里出现了5个熟悉的名字，名字后面分别列着他们考上的大学和入职的单位。5个孩子中有3人当了老师，另外还有1人在教育局工作，1人去了乡政府。

达贵的脸上露出笑容，反复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 图/达贵和孩子们

十年前，达贵还在中国银行日喀则分行担任副行长期间，便成为自治区第一批驻村工作队队长。到现在，他还记得刚来到优洛村时看到的情景——

这个距离日喀则市中心约8小时车程的边境村，只有一条狭窄的主路通往外界。天晴时，车辆驶过便尘土飞扬，下雨时又泥泞不堪。不足百户的村子，有一半是贫困户。他们住在用石头垒起的房子里，将垫子铺在石头和泥巴垒成的“床”上睡觉。因为缺水，山坡贫瘠的土地只依靠雨水灌溉，一年一季的青稞和土豆，成为一家人整年的口粮。

没有可以借鉴的扶贫思路，达贵和队员一边召集村两委和村民了解需求，一边逐户走访村民家庭，了解家庭情况，建立困难家庭档案。

经过走访，驻村队员们发现：村里地少且贫瘠，一户人家只有不到5亩的庄稼地，收成不佳。更让村民们头疼的是，地里的庄稼还经常被牛羊啃食。他们想过用铁丝网围住田地，阻止动物入内，但饥饿的动物们总能突破防线。人与动物争夺食物的“战争”总不消停。

在队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达贵提出了解决办法：用石墙代替铁丝。他发动村民将石头搬到庄稼地旁，围起一道石墙。这办法果然减少了牛羊进入地里的次数。到了收成的季节，村民们比往年收获了更多的粮食。

同时，驻村工作队还根据村民的需求，在村里修了村公路，在田地里修了蓄水池和灌溉水渠，还给村里购置了5台农用收割机、2台电炒青稞机械、5台电磨机，改变了人工收割打场、手工磨面的局面。了解到村民要等到病情严重才肯去看医生的情况，他们从日喀则人民医院请来4名医生，带着9万多元的药物和医疗器械，给村民们免费体检、看病。

▲ 图/达贵和村民们一起干活儿

但最让达贵忧心的还是教育问题，特别是那些因贫中断学业的孩子们。

他亲自劝学：“你们别只看眼前。我小时候家里也是农村的，读了书，才有了现在的工作。孩子毕业后，能去当老师拿一份工资，不比在家里种地强？！”老师，是村里人能看到的最好的工作。

“（如果）孩子上学去了，家里的农活儿干不完。”有村民面露难色。

“干农活儿的事，你们大人要克服。”一向温和的达贵这次态度坚决。

“家里没钱给孩子买书，也没有生活费（能给）。”村民继续诉苦。

于是，他和队员立即凑钱解决孩子的生活费问题。在他眼里，教育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更能让孩子们接触到世界的另一种美好。

最后，至少有10名辍学的中小学生回到了学校。

后来，他们又遇到一些考上了大学却准备放弃的孩子。

这些孩子和父母并不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以为家庭难以承受上大学的费用。达贵和队员向他们普及了国家政策后又劝解他们，“现在党中央非常关注我们西藏人民的生活，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往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一定得让孩子去上学，将来才能摆脱贫困啊！至于眼前的生活困难，我们一定大力支持你们！”

为了更系统、持续地帮助这些孩子，他们向中国银行日喀则分行申请了资金，为每位成绩优秀的贫困准大学生发放助学金3000元。

一直到2020年底，达贵团队通过银行自筹资金、政府投资等方式，先后在贫困村投入了394万元。70余名员工先后来到贫困村参与扶贫工作，帮助490人如期脱贫。

▲ 图/达贵劝学

扫盲记

其实，在扶贫工作刚开始时，没人相信达贵说的话——

“外面好多城市里的人，都开汽车，他们的马路有这么宽！”

“现在很多农村，都开始用机械种地了，这边还在用牛耕地。”

他不停比划着外面城市马路的宽度，即便如此，回应他的仍然是村民们不信任的眼神。

在逐户走访调查近20天后，达贵发现，比自然条件更难改变的，是人们的思想。这些一辈子都没走出过乡里的村民，无法想象外面世界的精彩。

“他们只看得到自己村里的情况，因此觉得自己生活得挺好。”“过来人”达贵后来分析村民们难以被改变的原因时这样说。

达贵清楚，仅凭话语难以撼动贫困户们根深蒂固的思想，必须让他们走出去。

最先走出去的，是村两委班子。

达贵让队员组织村两委成员去成都的农村参观学习。亲眼看到当地农村使用农用机械耕地、收割，施用化肥；村里人住着楼房、用着电器，村支书和村主任才真的相信，他们已经落在时代后面。

回到村里，他们主动向村民们描述外面快速发展的世界，证实了达贵说的话，这才打开了扶贫工作的局面。

其次，是村里的年轻人走出去。

他们将村里年轻的男孩女孩组织起来，给他们在县里找了工作。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达贵和队员提前开展汉语专题培训，当起了“兼职老师”，教藏族青壮年识汉字、说汉语。

送出去的年轻人中，总有些怕吃苦又偷跑回来的。“地里不忙的时候，就去县城里打工吧！能多挣一份收入，慢慢地家里条件就好起来了。”达贵苦口婆心地劝着年轻人，没有放弃。他相信只要有一个人打工挣了钱回来，其他人看到就会被带动起来。

后来果然如达贵所说，村里原本不愿意外出打工的人，看到从外面挣钱回来的老乡给家里添置新家具，也开始眼馋，主动跟着他们一起出去了。

“扶贫不仅要关注肚子，更要关注脑子。”达贵对此深信不疑。

交流记

藏区的迷雾天气，可视距离最多十米。路边突然出现的悬崖让人心惊、冷汗直冒。山路上数不清的急弯牵引着车辆爬升。刺耳的喇叭声不时响起，提醒对面交会的车辆。

路上，运钞车载着达贵一行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海拔4700米处的乃堆拉山口口岸。

驶到半途，前方的路被从山坡滑落的山土和几块落石切断。他们只好停下打电话，请山路养护员来帮忙清理。

这种情形，达贵和中国银行亚东支行的许多员工经历过多次。

2006年，中国和印度宣布重新开放连接中国西藏亚东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恢复这条中断四十多年的边贸通道。乃堆拉，藏语的意思是“风雪最大的地方”。这一年，达贵正好担任中国银行亚东支行行长。

根据政府的计划，为促进中印边境贸易发展，中国银行在乃堆拉山口口岸设立了服务网点，以服务边境金融业务。

但服务网点没有金库。中国银行的员工不得不每天早上9点开着运钞车，从亚东支行行驶30多公里的蜿蜒山路，爬升2000多米，到达服务网点；下午5点下班后，再把运钞车开回县里。

▲ 图/中国银行在乃堆拉山口口岸的服务网点

也正因此，服务网点的银行职员们每天“上班”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雨季，山路上遭遇塌方落石是常有的事。

虽然困难重重，但达贵从来没怕过。相反，他觉得这个事情必须做下去。

“并不是为了挣钱。”达贵说，“在口岸，我们代表的，不仅是中国银行的形象，更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当印度商人在这种高寒边境还能享受到我们的金融服务，会感觉到中国的强大。”

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中国银行职员和一名西藏人，达贵应尽的社会责任。27年的工作历程让他明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他也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路。在这段路程中，他以不同的角色，亲眼见证并参与了西藏逐渐融入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西藏正走向高原之外。

他深知，个体在时代发展中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时代也正是由一个个微薄的个体推动前行。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和中国银行多年的培育下，他依然积极地书写着生命的意义，奔赴自己的长征路。

2020年7月，因工作调动，他离开了熟悉的日喀则和工作岗位，到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担任办公室主任。

生活似乎发生了变化。

但只要人心中的目标不变，前进的方向依然是一致的。 

▲ 图/达贵与村民交流

2021年6月，他获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会抽时间去村里看望村民，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每每这时，热情的藏族莫拉（奶奶）会请他坐下，用青稞酒泡上一碗糌粑。

聊天的间隙，他可能会连着吃上两碗。糌粑是藏民的主食，一日不食，便没有饱腹之感。

这是达贵最喜欢的食物，也是他内心最深的记忆。出藏学习的几年，达贵的生活里少了那口糌粑，但糌粑的价值意向却从未消失：“红糖好吃不耐久，糌粑不甜能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