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邵玉珍和她的影像世界

“你别拍我，我憋镜头。”

“我这镜头万年牢，憋不了。”

“那你照后脑勺吧！”

“后脑勺也不错……”

邵玉珍左手端着DV机架在胸前，把村口的村民闲谈一一收录。

村里人的话题是多样的，从田里的活计到端午的安排，围绕“超市的苇叶是六块还是六块五”，一群人可以聊得很起劲。但这些话题也是狭窄的，来来回回离不开“沙子营村”。

邵玉珍今年71岁，自2005年开始拿摄像机拍摄《我拍我的村子》系列纪录片，收录她生活的村子里的种种。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评价，“DV（摄像机）真的已经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农民。”

步入老年之际，邵玉珍原想为孩子献出自己的余力，千方百计想给他们帮忙、带孩子，像这片土地上大多数女人一样。但她发现自己越帮越忙，在子女身上已经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那我该做什么呢?该怎么过好我这屈指可数的岁月呢?”她选择拿起摄像机。

“这黑咕隆咚的怎么让人家看呢？”

“恭喜你呀，你入选了。”接到《大众DV》杂志社电话那天，邵玉珍正在地里忙着收白薯。那是2005年10月，秋收时节，55岁的邵玉珍陷入纠结。

她是北京市顺义区沙子营人，大半辈子辛苦种田，拉扯孩子，像庄稼一样扎根在土里，毫不起眼。变化发生在接到电话两周前，侄女吴砚华来家串门，她在《大众DV》杂志社工作，邀请邵玉珍参加“村民影像计划”。

2005年，中国民政部与欧盟合作开展了“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担任总策划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是其中的项目之一。这个项目面向全国征选10位村民，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DV回自己村拍片。

当时，邵玉珍还分不清什么是照相机、什么是DV机。她的日常生活围绕家和田地两点一线，难得走出沙子营的半径，甚至很少去顺义城区，唯一一次离开北京是全家人去北戴河游玩。

“您怕啥？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再不出去，想想您还有机会吗？”吴砚华的“出去”二字，打动了邵玉珍，她报名了。

得知入选，邵玉珍再次不平静。“再活几年该钻烟筒了，还瞎折腾啥？”她又想，“这事要是早几年发生该多好啊，那时还年轻一些。现在眼都花了，看字都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要是去了，还得去配副眼镜。”

最初加入“村民影像计划”时，邵玉珍不习惯。第一次活动，大家围绕“村民自治”展开讨论。

邵玉珍生于1950年，1966年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后嫁人生子。

“村民影像计划”培训的第一天晚上放映了《大栅栏》，是关于拆迁的片子。看完后，大家一起讨论，不少人发出感慨，同情作者的遭遇。邵玉珍却说：这人怎么这么刁啊？拆迁还不是好事？

在场的很多人都笑了，邵玉珍觉得尴尬。她判断的标准来自个人具体的生活感受：有个亲戚住顺义的龙山，2002年机场扩建，周边3个村子拆迁，每家的补偿款都在百万元 左右。她不能理解片中主人公的对抗情绪。带着这样的困惑，她开始了自己的“DV生涯”。

▲邵玉珍拍摄村里的老人

“村民影像计划”的第二次活动，10个村民都到了，其中两人不需要剪辑师，剩下的8人唯独邵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