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30年：超强纠错

30年前，某领导认为一部电影有问题；30年后，某领导认为一部电影有问题。谁？具体有什么问题？30年过去了，这两个本该简单的问题，依旧像猜谜一样暧昧。

30年前的北京大观楼影院，业务员的抽屉一拉开，里边全是烟；到了过年，他们身边的挂历都堆成小山。那时候看电影甚至是需要走后门的事，这在今天完全无从想象。

1980年，因《小花》和《海外赤子》成为电影新星的陈冲在《感激与决心》一文中感慨：“人民给我荣誉不是让我空图其名的……我要拼命地学习和工作，我要用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在艺术上塑造更多艺术形象，来报答观众们深厚的情感和热切的期望。”眼下即便是在华表奖颁奖仪式上，恐怕也再难听到这样的词句。

在1981年的《大众电影》上的《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同样让人疑虑，这样铿锵的文章，今天还可能出现吗？

30年来中国电影变化不小，因为审视你我和身边人群，人的变化已如此巨大。但伴随形态流变，贯穿整个过程似乎从未改变的，是这个国家对电影的谨慎与沉吟。

列宁曾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重要的便是电影。”

斯大林也说：“电影具有非常的机会在精神上影响群众。”

一位电影学者说：“电影是一种工业企业，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前者的意义上，电影相当于一座工厂、一家商店，它生产销售食品、饮料、香烟、酒精；在后者的意义上电影相当于一所学校、一家精神病院、一座教堂，它制造文化规则、道德禁忌和精神楷模。”

一位临近退休的影院经理说：“电影是个什么东西？政府说，这是教育；拍电影的说，是艺术；到了发行部门，这是商品；到了放映这儿，那是饭碗。”

电影在这个复杂语境里的复杂身份，也许注定了它的坎坷命运。30年中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技术的每一次变局，都意味着中国电影的一次左右为难。

电影管理的谨小慎微，甚至不是某一个管理部门的具体问题。这或许只是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视野局促的摇摆、论争、不确定。

30年过去，“电影立法”仍然在“研究当中”。国家对电影的管理仍然把守两个传统渠道：创作和传播。而技术的进步早已改变了格局。创作上，越来越廉价和方便的设备，使得立案、剧本审查和获得拍摄许可证失去了必要性；传播上，放映许可证只是针对国内影院的放映与营收而言必不可少，另一些作者通过国际电影节和国际销售，足以保证自己独立、低成本影片的持续创作。

电影对我们而言早已不只是银幕、座位、电影票，不只是剧本、许可证、摄影机、胶片；电影 已 经 是 DVD、eMule、BT、PSP，是DV、HDV、HD摄影机，是非职业演员和苹果电脑。不难猜想，未来的作者甚至在个人电脑上就能够完成一部“电影”——也许现在只是粗糙的FLASH动画，但未来呢——然后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甚至获得回报。

电影终将如当代艺术般不分母语、血统，不受投资和回报之困，不论渠道与受众；存在即目的。

法国导演让·雷诺阿早就抱怨：“真正的敌人是进步，而且这决不是因为进步来得太慢，而恰恰是因为它径直向前。如果进步这个敌人能给我们一些适应的时间也倒罢了!可是偏不，我们刚刚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新的发明又使一切都成了问题。”

而我们怕还迟迟没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

传统意义的电影已经113岁。在这个岁数面前，30年看似很短，短得不够让我们做一个稳妥的决定；其实太长，我们很可能会追不上电影进化的步伐。

反思电影与第一声立法呼唤

“为什么课堂变战场，为什么亲人变仇人？”1980年的电影《枫》正合乎鲁迅定义的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卢丹枫和李红钢这对中学生恋人，在“文革”武斗当中分别加入了对立的两派；纯洁爱情胜不过“忠心”，谁都不愿放弃各自派别的斗争立场，决战中卢丹枫一方落败，她也在恋人面前跃下高楼。

新的历史时期往往从对上一个时期的反思开始。伴随“伤痕文学”的盛行，中国涌现出一批反思“文革”、反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政治路线的电影，形成一时潮流；著名的作品包括《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电影的主流，大都是控诉“四人帮”对人的迫害、动乱年代的恶果，展现“四人帮”得势的年代里，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无论经受多么严重的精神压迫和肉体伤害，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信念，对党对人民坚贞忠诚。当历史终于拨云见日，他们证明了自己的信念，从政治边缘回到了革命的主体位置。

《枫》则是一个另类。故事的主角是未经世事的中学生，本应是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年岁，却在狂热信仰导致的武斗中失去爱情、生命。他们没有沉冤可以昭雪，没有岗位可以重回，他们失去的拿不回来，影片里质问的指向超出了“四人帮”这个政治完全正确的声讨对象。今天在网上看过这部电影的年轻人，会联想到日本导演深作欣二2000年的作品《大逃杀》。

媒体记载，这部“矛头直指现代迷信”的电影“某领导部门认为‘政治上有问题，不能发行’，送京审查的拷贝放了26遍还没人点头”。终获通过并上映后不久，又很快撤下不再放映。

1979年4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新时期领导人的良好意愿，在遭遇具体工作时，却常常并不能顺遂。

另一部影片《法庭内外》，写的是十年内乱结束后恢复了名誉和职位的领导干部，在受迫害时期疏于子女教育，儿子行为不端，最终触犯刑律；主审法官是这位领导的老部下老朋友，痛心之余仍然顶住压力，彻查案件秉公执法。

摄制组出外景前夕，突然受命“暂停生产活动”。“接着传来有关领导部门的七条意见。什么高干子弟无法无天是少数，官官相护不典型，什么时间要推到1976年前，犯罪者父亲应写成‘四人帮’线上的人……创作者还没通，又飞来一顶千斤重的帽子，作品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看法’。摄制组在厂领导支持下，顶住了压力，在被迫对罪犯父亲的职务和表现略作改动后决定开拍。”

几乎在同时，《今夜星光灿烂》、《苦恋》等数部影片，在创作或发行放映环节，都受到不同部门不同程度的干预。1981年第一期《大众电影》，发表了署名“金戈”的刊首评论《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

这从1950年代延续至今的干涉，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有些很有特点的，也可能是优秀的剧本夭折于摇篮之中，甚至胎死于母腹之内。

有些很有政治热情和政治胆略的创作者逐渐心灰意冷，被迫从《山海经》、“三言”、“二拍”中寻找题材。

……著名编剧李准就已公开声明：“三年不写电影，坚决说到做到。”

凡此种种都说明：文艺需要立法，电影需要立法。

无法，则谁官大谁说了算，谈何艺术民主。

……没有具体的文艺法、电影法，我国宪法第五十二条所庄严规定的——公民有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文学、艺术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也将是一纸空文。

“第五代”的发轫与困境

《一个和八个》是得到公认的“第五代”电影发轫之作。

1984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