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门还是窄门——戏剧三十年不完全记录

中国的戏剧在“文革”结束后迅速走向辉煌，但衰落的种子差不多也在同时孕育。在九十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度门庭冷落的话剧艺术却显示出一定的韧性和较为顽强的探索精神

1980年代，戏剧的辉煌和没落几乎同时到来。一方面是一出戏动辄上演几十场、上百场，另一方面，优秀的戏剧人从一开始就在大声疾呼：戏剧怎么办？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戏剧观争鸣集》里，一批当时最活跃的编剧、导演、剧评人给戏剧下的诊断书：“编剧方法旧，导演方法旧，表演方法旧”，“目中无人的表演者，冷漠的旁观者”；“戏剧已经进入往塑料花上喷水的死胡同”……

“水落石出，有石无水”

“文革”乍结束时，花开两朵的两大热门题材是歌颂革命老前辈和揭露时弊。后者新鲜热辣，每每有“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这样让观众掌声雷动、口耳相传的台词。人物出场，动辄口若悬河，大段独白，句句说的是人民的心声：“据我了解，电视上播放的这台挖掘机，在七天前已经完全瘫痪！机器坏了，你们谎报机器不适合这里的地质条件而改用人工挖掘。你们心里很清楚，你们把这条隧道的结构抗震费拿去盖了一座所谓的立体工棚，实际上是一座六层楼高的、豪华办公大楼；改用人工开掘，就必然使工人面临死亡的威胁。此时此刻，我们的工人阶级弟兄正冒着生命的危险，充当你们飞黄腾达的垫脚石。你们却在这里频频举杯，庆祝自己的青云直上……”(《灰色王国的黎明》）

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戏剧的观众群日益萎缩。1984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牟森为完成《西北西南话剧体制现状调查》的社会调查报告，走访了西安、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地的话剧院团。所到之处，剧场经营歌舞厅或租给家具店，是常见的现象。在这一年，中国话剧观众的数量降到8年内的最低点。

现代派“风筝”

话剧已经让人生厌，必须求新求变。

1982年夏天，《绝对信号》在首都剧场一楼排练厅悄然上演。没有布景，一架梯子、一张小桌、三把椅子，观众席地而坐，后来的爬到堆在角落里的不用的景片上。

“观看此剧的人们被一种奇特的魅力震撼住了，迟久才爆发出金属般脆亮的掌声。我注意到，在一边用五节电池的超长型手电筒打着追光的林兆华擦去了满脸紧张和惊惶的冷汗。”时隔多年，当时的观众马中骏回忆。

难怪林兆华紧张，编剧高行健的剧本刚写完，就有人说：高行健、林兆华要搞形式主义。

当时，林兆华46岁，高行健42岁。林兆华195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进北京人艺，在人艺“人人是老师，处处是课堂”的口号下，做了十几年“屁帘导演”，终于有机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做戏了。这时候他遇到了高行健。

高行健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业余翻译法国荒诞派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和尤金·伊欧涅斯柯的作品，并研究西方的文艺理论。1981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行健的畅销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作家冯骥才读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当即给朋友李陀写信：“我急急渴渴地要告诉你，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从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很少有人涉足，好像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

当时，高行健是北京人艺的编剧，在构思一部关于车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