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不够爱，内陆省会城市机会在哪里？

作为微观的经济细胞，企业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是城市永续发展的活力所在。对城市而言，企业等市场主体规模及变化趋势体现着城市的经济活力与发展潜力。

“企业去哪儿”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城市动能之问，为了解企业家心中的最优城市，呈现当前我国城市竞争力格局，南方周末城市（区域）中心开展了“企业家心中的理想之城”调研。

该调研于2021年7月到9月开展，调研对象为企业经营者、企业管理层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经营者。调研内容包括企业家及其他市场主体人士选择城市开展经营业务的偏好、偏好原因和对不同城市营商环境的看法。

调研报告显示，市场需求、供应链和人力资源是企业家最为看重的“宜商”三要素；北上广深依然是企业家心中最理想的城市，“一线”地位无法撼动；一线之外，沿海地区的副中心城市整体上更受欢迎。

企业家更爱沿海城市

从具体城市类型来看，一线城市最受认可；若再次开办企业，47.8%的受访者选择了北上广深。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这意味着在企业人士的认知中，一线城市依然是最佳的“宜商之城”。

不过，在企业家心中，一线城市已并非必选项，南京、杭州等“沿海副中心城市”正成为较好的选择。

在回答“未接触城市中营商环境感知更好的城市”时，“沿海副中心城市”几乎与北上广深平分秋色，均获得43.5%的“好感度”；仅8.7%的受访者选择内陆省会、直辖市作为再次开办企业的城市。

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沿海副中心城市”。在东部沿海地区，北上广深毫无疑问是最具辐射力的核心城市，而在这四座城市周边，或者其它沿海省份，经济体量超（接近）万亿、常住人口超（接近）千万的城市，同样具备辐射能力，在区域经济中居于“副中心”地位。

这些城市也是热门的“新一线城市”。近年来，公众对“新一线城市”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沿海和内陆几乎平分秋色。但工商圈的表现大相径庭——在城市的选择上，工商业人士或许更偏向副中心城市。

该结果或许受到样本选择的影响。本次问卷调研中，北上广深的企业人士占比超过五成，中小企业相关负责人超过八成。

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覆盖较广，一线城市中小企业的企业主更容易透过合作伙伴的口碑传播和当地媒体的报道等渠道，间接了解某座城市，从而对其产生好感。

内陆城市的差强人意，很有可能是受访者不熟悉所致。

撇开现实的经济实力差距不谈，从企业家感知层面看，这从侧面反映出，内陆城市尤其是内陆较好的“强省会”很大程度上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其营商环境信息仍需要更有效的传播。

“宜商三角”的魔力

除却调研误差的影响，一线城市为何拥有最多“喜爱值”，一线城市与沿副中心城市、中西部省会（以及作为特殊存在的直辖市重庆）之间的梯度差异因何形成？

该问题衍生的问题是，企业家选择一座城市，选择的是什么？

区位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择受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

本次调研中，市场需求、供应链协同和人力资源供给是市场主体最为看重的三条因素，获得的“支持率”均超过40%，可谓当前城市竞赛的“宜商三角”；而政府效率、基础设施和营业成本，这三条因素的“支持率”均在28%-35%之间，形成明显的层级。

交叉分析后发现，一线城市的优势在于相对均衡的“宜商供给”。在企业家看来，北上广深是供应链、消费市场、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融资体系、教育医疗、竞争环境等元素兼备的“七边形战士”。

广阔的市场需求、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业务。从“宜商”的效果看，无论是市场主体总量还是新增主体数量，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均位居全国前列。

相较于一线城市，沿海副中心城市有诸多优势，最明显的两个是：共享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和上下游供应链，尤其是利用核心城市的人才和技术创新成果；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相较于核心城市较低，生活压力相对较小。

这里的“市场需求”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消费者端的消费需求；二是生产者端的产业链需求。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佛山的家具家电，深圳的数码产品，对应的是消费需求；而东莞和珠海的工业机器人、香港的建筑师服务，面向的是产业链需求。

这使得沿海副中心城市，在本次调研中拥有了与一线城市相当的“支持率”。这多少是个戏剧性的结果。从市场主体占常住人口比重来看，苏州、青岛、南京、厦门等城市比重较高，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一线城市。

较低的经营成本、优良的生态环境以及更丰富的日常生活，是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作为特殊存在的直辖市重庆）的比较优势。

然而，由于距离的长远，内陆城市很难“共享”一线城市的市场需求。这也就是说，在“宜商三角”的作用下，内陆地区并不具备沿海地区的优势。由于对市场需求、供应链和人力资源的看重，企业家很可能将选择的天平倾向沿海地区。

内陆城市的机会在哪里？

结合调研结果，中国城市的“宜商之力”，正在发生结构性位移。

改革开放早期，综合成本比较优势点燃沿海地区“办厂”的第一把火。随着企业的集聚和劳动力的不断涌入和“铁公机”的迅猛发展，沿海地区最终确立了供应链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

如今，我们发现，在企业家的心目中，营业成本、产业优惠政策乃至政府效率等因素已转居中游；市场需求、供应链和人力资源供给更受青睐。

从区域看，市场需求、供应链和人力资源供给正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而较低的营业成本、较好的产业优惠政策，则是中西部地区的优势。

内陆的省会城市及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与苏州、杭州、南京相比，在市场需求、供应链和人才供给上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我们认为，这样的重要性排序，反映的是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企业端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型。当前，疫情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更大不确定性，稳定的供应链和人力资源供给意味着不确定性风险的对冲，而稳定的本地或周边市场需求，是企业运行的稳定器，更是融入“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尺度。

在消费水平上，与珠三角和富庶的长三角等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稍弱。

不过，中西部地区或许可以获得“局部”的优势：重庆入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西安、成都和长沙等近年来在社交网络爆红，消费潜力亦值得期待。

至于生产者市场，中国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坚固的企业集群。这样的集群分为两类，一是若干行业上下游链条完备的“地方化经济”，以东莞、温州的专业镇为标志；二是行业多元交相辉映下，知识溢出和跨界带动新业态的“城市化经济”，以深圳和杭州的创新产业园区为标志。

从区域上看，沿海地区形成的企业集聚，多是外资涌入和民营经济勃兴形成，优势城市较多；而中西部城市主要因新中国成立后“三线企业”布局形成的基础，地方政府主导的特色较重，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和襄阳、湘潭等传统工业大市。

据《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我们可以发现，除省会城市杭州外，苏州、无锡、宁波、南通等城市500强民营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前15名中，除省会城市武汉和直辖市重庆外，中西部并无其他城市入围。

从区域上看，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源供给优于中西部，这是东部率先发展和市场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从政策实践看，由于中西部城市成本较低，可供开发的土地较多，拿出的招才招商价码往往更优惠。

2017年以来，为留住人才，中西部城市率先抢占人才赛道。2017年5月，武汉出台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的政策，至今年该政策仍有升级；同年6月，西安放宽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落户的年龄限制；2019年，石家庄打响全国零门槛落户第一枪，全面放开城区、城镇落户限制，仅凭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便可直接落户。

从近十年常住人口增量来看，除深圳遥遥领先外，部分内陆城市表现已经接近一线水平。成都、西安、郑州、杭州、长沙、武汉等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较2010年增长超过200万，增量均进入全国前十，城市引才政策效果明显。

这也就是说，人才政策有可能成为内陆城市反超沿海的关键点。

但从调研结果看，在工商业人士的心中，营商环境还是沿海城市“香”。认知和事实的某种悖离，既可能是宣传工作还未跟上，也可能是迅猛追赶的中西部城市还未能将营业成本的优势、生活环境的优势和市场主体长远发展需求，稳妥有序地统筹起来。

作为佐证的调研结果是，房价太高是企业离开城市的首要影响因素，占比高居56.5%；业务量不足和政府服务差稍次之，分别以52.2%和37%的占比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前五中有三个因素是员工对城市的生活感知。

这也就是说，面向市场主体的城市竞争中，沿海城市的重点在于控成本和补公共服务的短板；而以“强省会”为标志的内陆城市，则需要发挥成本低和生活好的优势，将宜居和宜业良好地统一起来，构建中西部特色的比较优势。

附：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此次调研通过线上的方式收集问卷，共计发放3000余份问卷，回收问卷超过2300份。调研对象具体情况见下表：

写在后面的话：

这是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宜商之城”系列研究报告之一。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良好的营商环境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释放城市经济发展新动能。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冲击和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重大战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营商环境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要成为宜商之城，必须经历九道考验。本周起，我们将从九个维度逐一分析城市的宜商之力，为您呈现中国重点城市的“宜商九考”。

“宜商九考”第一考，即将揭秘，敬请留意。

“宜商之城”研究团队：

统筹：姚伟新、孟登科

执行统筹：戴春晨

指标模型编制：戴春晨、郭倩倩

数据挖掘与处理：黄艳欣、郑璧薇、苏经俐、孙楠欣、徐红梅、王静、郭晨杰、杨晓鑫、龙晓旭、齐楚、刘玮钰、陈晓楠、葛安娜、田也、邓玥、吴杨、程瑜婷

数据分析：戴春晨、危昱萍、郭倩倩、邓丽萍

章节执笔：邓丽萍、郑璧薇

可视化：黄艳欣、白桦

（头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