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法律”的病人

骆国权。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图）

甲状腺癌患者骆国权跟为他做手术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复旦肿瘤医院”）打了近10年官司。他认为，医院将他的左右甲状腺“切颠倒了”——“该切清爽的一侧没切清爽，不应切的一侧全切掉了。”

该案先后经沪、京两地法院审理，开庭10次，分别作了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近日终于一审宣判，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复旦肿瘤医院对骆国权的治疗存在过错，对损害后果承担部分责任，判赔27万余元。

在本案中，由上海市医学会作出的一份鉴定成为审判关键。该鉴定意见认为，复旦肿瘤医院对骆国权不构成医疗损害。为避免败诉，骆国权从上海法院撤诉，将官司转到北京法院。经过一番周折，北京法院没有采信上海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而是委托作司法鉴定，并采信了后者，骆国权一审险胜。医方认为，原告系抓住医学会鉴定的“程序性漏洞”，利用管辖规则在诉讼中获益，是在“规避法律”。骆国权则认为，这不是“规避法律”，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骆国权的做法并非孤例。自2004年以来，发生在上海的医疗纠纷，法院通常只委托医学会作鉴定，而不能像外地那样也可以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作鉴定。患方为了规避此种不利，经常运用管辖规则，将发生在上海的医疗纠纷转到外地打官司。直到2020年，上海高院出台文件，允许在医疗诉讼中做司法鉴定，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对于骆国权而言，这一天来得似乎有些迟了。

恶性一侧有“残留”

骆国权是在2010年上半年的一次体检中发现甲状腺出问题的。当时他57岁，是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公诉科的一名高级检察官。按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的说法，是检察官的“职业病”促使他深入调查手术真相。

2010年6月25日，骆国权来到复旦肿瘤医院，挂了该院头颈外科主任吴毅的“特需门诊”。吴毅从事甲状腺肿瘤的诊断与治疗二十余年，曾担任复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全国有名的专家。

骆国权的超声检查报告单提示，他的左右两侧甲状腺都有“囊实性结节”，其中左侧的可能是良性的，右侧的则“K不完全除外”——“K”即是癌的代称。

据诊疗计划，院方打算给骆国权做“左甲状腺腺叶切除术”，手术中要“注意探查右侧甲状腺情况，并根据术中探查情况及病理报告决定切除范围和具体术式，若恶性则行根治术”。

2011年，吴毅曾做过一个关于甲状腺肿瘤治疗的讲座。按他的说法，甲状腺癌的手术治疗原则，除了要将患癌侧的腺叶切除外，还要将连接左右的腺叶的“峡部”也切除，并将中央区一侧的淋巴清除掉。对于良性甲状腺肿瘤，则“绝大多数应保守治疗”“只有彻底坏掉才能拿掉”。吴毅还提到，手术中要留住甲状旁腺，“拿掉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甲状旁腺是人体的重要内分泌腺组织之一，一般有4枚，位于甲状腺左右两页的背面。

2010年7月28日上午，吴毅为骆国权做甲状腺手术。手术仅用一小时就完成。据骆国权回忆，那天他是第一台手术，手术之前，他还提醒吴毅说，自己那个癌是在下面很深的位置。吴毅说：再深他也能把它“捞”出来。

据吴毅签名的“手术记录”记载，他先给骆国权做了“左甲状腺腺叶切除术”，后做了“右甲状腺癌标准根治术”。

手术中，院方还根据癌症手术的常规，为骆国权做了两次“术中冷冻切片”病理检查。病理诊断与超声检查一致——骆国权的右甲状腺有个0.9厘米的“乳头状癌”，左甲状腺有个良性肿块。

按骆国权的说法，出院一个月左右，他开始感到不舒服，睡眠时间减少，后来整夜无法睡觉。后经证实，他的甲状腺功能和甲状旁腺功能均出现减退。不过，骆国权当时并没有将不适感与手术关联起来。事实上，他是在出院半年后才意识到手术可能出问题的。这源于2011年1月26日在复旦肿瘤医院做的另一次超声检查。

这次的检查报告单显示，他的左甲状腺已切除，但右甲状腺有“残留”，“残留”面积为16×9毫米。

“我脑子嗡一下，其它的我不懂，但右面是恶性的我知道的，看到右面还有残留，我就感觉不对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