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成思危

成思危 连旭/图


    成思危,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传奇人物,一个叫人难以忘却的参政党领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3月13日下午四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吉祥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大楼,在成思危位于三楼的新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媒体专访。
    他的幕僚说,他的办公室原来在四楼,两个多月前他在民建九大上退休,而后执意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继任者,还表示不要办公室彻底回家。经不住旧日同事的劝慰,他搬进了三楼那间小办公室。
    依照中国政党制度的规则,他在结束11年民建中央主席使命之后,还要告别全国人大的政治舞台,从担任10年的副委员长高位上卸任。“后天我就离开人大了,新的副委员长就要出现了。”他跟我说,这是自然的事,某种程度上是件高兴的事。就职务对应的责任而言,他愿意我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描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说话时的淡定和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他尊重组织意图。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回顾他的个人历史,他的荣辱进退的确是组织决定的。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民建会员,从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一步都打上了组织的烙印。
    但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可或缺。16岁那年,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越过罗湖,“投共”到内地,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中他和一群来自香港的理想青年受尽屈辱,很多人离开祖国,而他却选择留下。46岁那年,弃化工学管理是他自己的选择,学成后没有留在美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问他为何会离开父母来到内地,他把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并用我的年轻和他的年轻解释说:你们年轻,不懂得那个大转折的时代。他说,那时候在香港,不少年轻人像他一样,受左翼进步作家的影响,揣着报国情怀,拥抱了新中国。
    一时的冲动或许容易理解,难的是虽九死而犹未悔。他的父亲,一代著名报人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开拓者,在和汪精卫的冲突中,说过一句报人没齿难忘的话:“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他的母亲萧宗让,留学法国,攻读法国文学,性情温婉。他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的领域功成名就,如大姐定居法国,曾三次竞选过法国总统。他本来就可过上世俗意义上的体面生活,无需当革命党人改变命运,更不需要遭受生离死别的苦楚。离开香港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与父亲的相见还是28年之后的事。
    在一个理想主义变得奇货可居的年代,听他说少年时的理想冲动,看他额头上的老年斑,我似乎感受到理想主义情怀的触手可及,体味到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自强不息”四个字。他说,他对这几个字的理解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逆境时不沉沦,难。“文革”的屈辱岁月中,他烧锅炉时学习锅炉学,无事可做时,自学了几门外语。
    顺境时不懈怠,更难。两年前,我曾联系过他的专访,那一次的采访提纲问题多多,他的幕僚后来跟我说,他太忙了,哪有时间和你讨论那么多问题。一个民主党派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真的有那么忙么?后来我得知,除了政务,他在治学上投入的时间,不仅政治家中罕见,学者中也不多见。他兼任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学术职务,带了一些博士研究生,他说他每天午夜方寝,凌晨6时许起床,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他说:“我从不懈怠,做了10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假。”
    他信奉治学乃从政之本。看得出,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是满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就也是满意的。“两会”召开前几天,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10年前,成思危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但对“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他说过誉了,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回望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民建中央九大闭幕式上,他做了一个演讲,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报国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
    在告别政治舞台的最后日子里,我请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书生?
    他停顿片刻,说,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与我们印象中的政治家不一样。他有参政党领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他偶尔在股市中冷不丁地说一句,沪深股指就会跳一下。民间社会质疑他没有处理好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身份关系。但他依然故我地说。有一次,一个权势部门在他发言后不久即公开宣称,成思危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似乎也不忌讳。
    采访时,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按过去的经验,采访党政要人,起码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采访开始时,我担心采访过于正式,就挪了椅子坐在他斜侧,他丝毫没有介意。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采访提纲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人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采访结束后,摄影师给他拍照。他站在国旗边拍了一张,站在两幅他自己拟就的座右铭前拍了两张,一幅字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另一幅字是: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整理采访笔记时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而且,在他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老人的生活感悟。

 

(责任编辑 李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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