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孕育新生

据北川县计生局不完全统计，全县约有1200个家庭需要再生育，重灾区曲山镇初步估计有800个家庭，其中独生子女家庭占一半。对每一个填写再生育登记表的家庭来说，都像在对未来许下一个希望。对于共有一千多对夫妇建立生育档案的北川县来说，这更像是一座城市的新生所在

曾木会和丈夫徐昌军走在北川中学的遗址上，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一儿一女。曾木会在两个月前重新怀上了孩子。　图/本报记者 翁洹

在绵阳永兴板房区里，朱秀华和丈夫在自己的板房里。他们在地震中失去小孩，最近正在争取怀上孩子。　图/本报记者 翁洹

38岁了，北川农妇曾木会希望能怀上一个孩子。

38岁，这本已是一个已可期冀子女长大成人的岁数。但她开始回味16前的“孕味”——犯懒、思睡、恶油。这些感觉本来像北川县城那些陷入地下的房子，幽闭于记忆的深层。

站在自家三楼，曾木会不由望向右前方，笑容霎时收敛。那边有北川中学和北川县城。“5·12地震”，她18岁的女儿徐一丹和15岁的儿子徐煜森遇难。按四川人的说法，一子一女，合起来就是一个“好”，现在，“‘好’没有了哦”，曾木会习惯低沉却拖长语气的感叹。

大地震在带走北川数千孩子生命的同时，将北川几千个家庭的“好”从此夺去。选择再生一个孩子来维系几近一无所有的家，对北川像曾木会、徐昌军这样的一千多对父母们来说，是仅有的一剂抚慰伤痛却世上最苦的药。

一座城市的新生

孩子没有了，地震后整整两个月，曾木会“像蚀了魂一样”，整天呆在家里，记不得吃饭，也没人提醒她做饭。一个月，两口子没吃完3斤米。“一无所有啊。”丈夫徐昌军说。和数千个痛失子女的家庭一样，孩子就是他们曾经和未来的一切。

以前徐昌军出门打工，挣的钱给孩子交学费，曾木会在家照看孩子，种菜、卖菜的钱做生活费。比起成家头几年，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最多再过4年，女儿嫁人了，儿子也成人了，这个家的“好”字就写成了。18年的心血和所花的钱便绘就为一幅美满图景。然而，愿望像两个孩子的尸骨，“没等到”。

6月，北川县计生局对计划生育家庭摸底调查，根据各级对灾区的政策，工作由计划生育转为说服失子家庭再生育。

曾木会哪听得进去。她甚至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心里发恨，包括自家亲戚的：“我的死了，他们的为啥不死哦？”随时都会有东西让她联想到自己的一对儿女。厨房里的泡菜坛子在地震中没倒，她会感慨他们怎么还没有泡菜坛子“命硬”；女儿的两个朋友早早退学，如今已做了妈妈。她又会后悔自己让女儿读书。她感慨五一时卖掉了家里惟一的两头猪，得了3000块，本来准备给女儿置点衣服。结果新衣服还没买，女儿就走了。

前段时间，亲戚家的狗下了小崽儿，送了一只过来。她给它取名花花，开始有了一些热情，每天像照顾奶娃娃一样，把婴儿奶粉调好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养。随后，又养了一只小猫。家里终于有了点生气。

然而，什么都不能代替孩子。

在家里，曾木会和丈夫徐昌军越来越无话可说，不说话的时候，两个人相对枯坐，相互心中的伤痛似乎把空气都渐渐凝固；说话的时候，两三句就吵起来。“没有小孩，两个人的联系就断了”，曾木会跟朋友黄芙美感叹，黄15岁的儿子也在地震中遇难。

地震后5个月，曾木会到镇里填了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技术服务登记表。北川县计生局对所有有再生育意愿的失子家庭都会建立一个生育档案。对每一个填表的家庭来说，都像在对未来许下一个希望。对于共有一千多对夫妇建立生育档案的北川县来说，这更像是一座城市的新生所在。

要一个孩子，就像另一场磨难

“养儿防老”，是曾木会和徐昌军这样的农村夫妇再生个孩子的另一层原因。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养儿育女就是为自己做养老储蓄。“（钱）绝不动。”曾木会说。她指的是用孩子的命换来的7万多抚恤款。那笔钱代表着永远无法忘却的苦难，她甚至不想将之作为腹中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

现在每个失子家庭按遇难孩子人数前六个月发300块困难补助，以后还有没有，他们不知道。

亲戚们在曾木会看来也是靠不住的。地震发生时，徐昌军在北京某建筑工地砌瓷砖。北川中学和在县城那边的分校，曾木会一个人跑不过来，而亲戚们都忙着各自避难。当她了解分校的三楼以下都沉陷入地，知道儿子生还无望，便只往女儿这边跑。在5月15日徐昌军回来之前，没有一个亲戚过来“抱抱、搂搂”她。

同村的朱华秀、魏席军夫妇的情形稍有不同。16岁的儿子魏宇遇难后，至亲都非常关心他们。鉴于朱华秀已经42岁，魏席军44岁，朱华秀的妹妹们劝他们不要再生，强调一家人肯定不会撇下他们不管，侄儿侄女们也同样表示。“不现实。等到60岁爬不动时，病了，或者有事，喊一声，自己的孩子才可能马上应。”魏席军说。

三个月前，朱华秀取出放了14年的宫内节育环，吃药调理身体。虽然住板房，他们不考虑物质条件的艰苦，一心只想生个孩子。实在不行，他们就打算收养一个。

曲山镇楼房坪一组村民朱华菊现在则只想收养一个女孩。

39岁的她失去了分别为19岁和16岁的女儿王小燕、朱清林。她6月就取环，但老怀不上，丈夫王青贤也没了再生的信心，一个多月前返回山西挖煤。在一起时，两人“心情不好”，吵架是经常的事情。

对更多的高龄夫妇们来说，再生个孩子就像是另一场磨难。擂鼓镇的一对夫妇，丈夫46岁，20年前结扎了输精管，妻子的腰椎间盘突出。北川县计生局干部王卫莉承认，就算成功怀孕，孕妇的风险也很大。而这样的例子，在北川并不罕见。

只要健康

“丑和漂亮都无所谓，只要健康。”曾木会说。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后，她只希望未来的孩子健康，自己能顺顺利利地看到他长大。

她知道自己算是高龄孕妇，有一定的生育风险。当她从北川县电视台看到孕妇可领取叶酸，次日马上去领了一盒，共6瓶。叶酸用于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她过去只知道补食物营养。

在北川有再生育意愿的家庭中，35岁以上的占多数。“35岁以下的，不会太着急，有一两年时间来考虑。”计生局干部王卫莉说。而35岁以上的，便算是生育高危人群。

王卫莉也认为健康最为紧要。36岁的她目前的日常工作是为失子家庭搞再生育服务，自己却身在服务对象之列，10岁的女儿在北川小学遇难。她已有两个月身孕，但每天要用电脑统计各种资料，想穿一件防辐射的孕妇服，还没空去绵阳买。

同样是出于对孩子健康问题的考虑，朱红英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她17岁的独生子邓超在北川中学遇难。40岁的她开始有点想再生育。休息了几个月后，又放弃了，在永兴镇的板房区内开了间理发店，重续20年的手艺。她怕由于自己长期接触化学药品影响孩子的健康。

朱红英的丈夫已经50岁了，一直不想再生。“怕孩子到10岁成了孤儿。另外，孩子到了十五六岁最难管，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精力。”朱红英说。

没有孩子，朱红英的丈夫觉得挣钱没有意思。他以前专管带儿子，空时到朱红英的店帮忙。现在人坐在店里，“眼睛都不晓得望到哪里”，客人来了，根本不招呼。朱红英跟他吵，也没用。之后，他根本不愿呆在店里，干脆跑出去耍。现在，通常情况下，丈夫是在打牌还是聊天，朱红英也不知道。

爱，沉重如斯

“地震撕毁了我所有的梦想。从前对未来还有梦想，现在是惆怅的担忧。”北川中学老师刘毓敏（化名）说。他的孩子也遇难了。

他认为北川中学失子老师们“精神上的缺失、心理上的煎熬，没人能理解，至少目前没人能理解”。

当记者试图以自己也有孩子来进行理解沟通时，他激愤地冲口而出：“我最恨人家说有孩子。”

北川中学失子家庭承受的煎熬比曾木会们更甚。他们不得不每天面对与他们孩子年龄相若的学生，其中的一些还是他们孩子的朋友。而且，还要倾尽心力，让学生们能够成材。每天，从早上7：00到晚上11：00。

不过有做不完的事，这让刘毓敏主任感觉更好一点。他不愿一个人有空想自己的事。从1500元的月薪中，他挤出了两百多，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房，“希望通过租房找到家庭的感觉”。这样，每个周末，可以在这套绵阳市城乡接合部的出租房里，与在北川擂鼓镇医院上班的妻子小聚。

仅在北川中学，就有8个失子家庭登记再生育。

而教务主任宋波是一个“另类”。宋波的妻子和孩子皆遇难了，两百多平方米付完全款、“装修漂亮”的房子也没了。生活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生个孩子，生活马上掉到穷困线以下。孩子就是寄生在你身上的吸血鬼，吃、穿、用，特别是读书。”他有些故意狠狠地评价，尽管他明显至今没能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走出。

地震后，四十多岁的他对人生“看穿而未看透”。他还是期望能重组家庭，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据北川县计生局不完全统计，全县约有1200个家庭需要再生育，重灾区曲山镇初步估计有800个家庭，其中独生子女家庭占一半。

生一个孩子，将成为这上千个家庭得以继续维持的关键所在。

农历十一月二十，曾木会从医院拿到检查报告，她怀孕2个月了。

“按政策我们算生第一胎。”曾木会捧着自己的“生育服务证”，绿皮，编号为2009036，就像捧着这个家未来的希望。

她的丈夫徐昌军像大多数经历了灾难苦痛之后的人那样平静，“这个家终于要添一口人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