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生活

“全民基本收入”正在成为全球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而许多人对此思想有不少误解,造成了讨论、辩论上的“鸡同鸭讲”,《全民基本收入》一书旨在厘清概念,提供这个理论的基本定义和可供讨论的深入文本。一种新理论学说的出现,我们应该首先充分理解其定义和内涵,之后再就其可行性展开讨论。

《全民基本收入》,(比利时)菲利普·范·帕里斯、杨尼克·范德波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88.00元。

“全民基本收入”主张的提出背景,首先是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普及,将有可能造成劳动力岗位的锐减；其次是随着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引入和发展,独立的、高度组织化的雇主和雇工群体之间的自由集体谈判已经成为设定工资最不合时宜也最危险的手段,而全民基本收入将有利于不通过提升工资来解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再次,全民基本收入将有助于实现节能减排的环保生活理念,减少消费,“极简生活”“断舍离”,这是一种新型的环保生活理念。同时也给低收入人群带来闲暇时间,使他们就业有更大的自由度,不去从事自己厌恶的工作,提高某些社会嫌弃职业的薪酬待遇水平。给予所有人在有偿工作、教育、照护和志愿服务之间更大的转换自由,不仅是公平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明智的。基本收入是为了便于我们所有人寻找我们喜欢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而不管是否通过有偿就业的方式。

《全民基本收入》一书总共8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厘清“全民基本收入”的基本定义、概念,并分析了相关替代方案的优劣；第二部分总结了人类社会保障和全面基本收入出现的历史；第三部分则是从道德、经济、政治、全球化时代等各方面,考察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和社会实践的进展情况。

“全民基本收入”的主张是:给所有人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全民基本收入与其他社会保障的替代方案相比,基本收入的无门槛和没有强制劳动要求,可以减少领取者身份资格审核的麻烦,发放现金还能避免分发实物容易引发的官僚主义弊病,最大程度上节省行政成本。作者主张将基本收入金额设定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这个具体数额其实是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情进行调整,而且是一种福利的叠加,而非替代原有的公共资助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服务。

追溯历史,早在18世纪末欧洲就出现“全民基本收入”的构想,20世纪80年代初,基本收入开始在欧洲多个国家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国际辩论和全球行动主义的主题。基本收入的构想由托马斯·潘恩最早提出,他提议“建立一个国家基金,当每个人年满21岁时,即可得到15英镑的现金,用来部分补偿由于引入土地财产制度而导致的人民的遗产损失。同时,现有50岁以上的人将获得每年10英镑的终身年金,其他人年满50岁后也会得到同样的终身年金。”潘恩这个提议与基本收入最为接近,是一种普遍、无义务的、个人化的现金支付,其道德辩护是:地球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是所有人共同创建的,无论贫富都有资格分得一份。个人财产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的帮助,个人无法取得私人财产,如同个人无法创造出土地一样。除了潘恩,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哲学家罗素等,也有提出类似基本收入的“社会分红”“国家分红”的思想,连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新自由主义者也明确支持将最低收入方案作为自由社会的永久特征,认为最低收入保障可以提供给所有人,并在市场之外提供对市场体系的补充,是“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

一直以来许多人在道德上对全民基本收入有过激烈反对,譬如认为这是“养懒人”,他们认为工作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工作要求的收入相当于奖励“懒惰”这种恶行,还有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违背广泛接受的正义观念:身体健全的人靠别人的劳动供养是不公平的。”本书作者对此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全民基本收入”本质上是“社会馈赠”或“社会礼物”的平等化。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工作收入,并非仅仅是我们当下付出劳动的结果,而是与前人劳动(物化为资本和机器)和消耗大自然资源是分不开的,也和我们受教育机会和工作合作伙伴的差异有关。因此,我们当下的工作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社会礼物”,但因为我们每人的家庭出身和教育机会的不同,我们享受“社会礼物”或“社会继承”的程度其实是差异很大的。“全民基本收入”就是要实现最起码的“社会礼物”或“社会继承”的平等化。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指出,全球化趋势下劳动者即使勤奋劳动,其收入也远远赶不上资本投资所得的利润增长速度,由于资本食利者处于经济上的有利地位,因此富人往往享有更多的闲暇,可以从事自己的兴趣、爱好,而穷人则往往由于经济地位低下而失去职业选择、培训的机会,甚至为了谋生而不得不选择很少闲暇的工作。而全民基本收入的推广,将保障穷人也拥有闲暇的权利,由于基本收入仅足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食品、衣服等)无力支付奢侈品,但这个基础可以使穷人有更大的职业选择、培训的闲暇和机遇,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罗素认为:“现代技术使一定限度内的闲暇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所独享的权利,而是可以由社会大众分享的权利。工作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不再需要奴隶。”

全民基本收入在欧洲各个政治团体之间还不能达成共识,有不少反对者,也有很多支持者。也许有一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将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承认“自愿极简生活”的内在价值,即精神优于物质；或者相信经济进步的关键是解放人类,而不是尽可能扩大人民的消费潜力。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那一天终将到来,经济增长不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让仅存的工作尽可能广泛地在人们之间分享……我们将再次重视目的甚于手段,欣赏美善甚于有用。我们将尊崇那些能叫我们如何充实正当度日的人,他们令人如沐春风,能从事物中获得直接的乐趣,就像野地里的百合花,毫不劳苦但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