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益品牌观察:向你的公益“股东人”科普
公益“股东人”大会的平台支持方希望借鉴股东制度这样的现代管理文明,让捐赠者发挥 “主人翁”精神, 履行对项目的关注和推动义务, 深度参与到公益项目中来, 从而帮助机构更常态、立体、有效地呈现项目的执行进度和透明度。
责任编辑:郑硕
在一个云上会议室,2300余位不曾谋面的“股东”,正在审视自己毫无现金回报的“投资对象”。
“我们整个人力成本达332万”,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满天星公益”)创始人梁海光,在公布2021年成本费用维度前三位时说道,“去年年底全职员工达到30人,人均税前收入9.5万。”
话罢,线上会议室的评论区里有“股东”产生质疑,“做公益还能赚这么多?”“这么多善款都用在开工资上,不合适吧”......
梁海光随即解释道,“我们整个团队平均年龄是33.5岁,平均工龄超过10年,其中绝大部分是项目人员,而非行政管理人员。”但相关讨论一直持续到其介绍完人力成本部分。
公益人该不该拿工资?该拿多少合适?这些公益行业十余年争论过后已有共识的话题,如今在公益机构开放自己、坦诚相待时,却不得不再次面临新人群的“争吵”。
评论区的“争吵”
“你们的平均工资除以12,大概每月不到8000左右,距离广州市的社平工资(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简称)还有一定距离”,不同于部分线上“股东”的看法,作为观察员的恩派公益创始人吕朝,则将问题的靶点定在“离职率”上。
在他看来,满天星公益总部所在地广州的物价不低,“大家除了公益理想之外,还得养家糊口,你怎么留得住这些人?”
是高?还是不够?
梁海光直言这句话戳到自己心里,“将心比心,对比他们的工作年限、学历水平、能力,这样的收入确实不高。”
“扣掉五险一金也就五、六千块钱,广东的房租还得两三千”,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商凝瑶直言,这样的工资很难支撑公益人稍显体面的生存,“总不能做事的人,真的靠用爱发电吧。”
不过在面对“高”或“不够”的讨论中,此时答案看起来没那么重要。即便在业内,这样的争论也曾持续过一段时间。
问题在于现实环境已然带给梁海光等一众公益从业者“心虚”之感。梁海光直言在制作财报时,花了很大心思反复调整,担心“股东”们质疑为什么把这么多钱都花在人力成本上。“实际上,没有专业的团队就无法做好项目”,他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些无奈,“甚至还有同事是降薪招进来的。”
当公益理想遇上“柴米油盐”,刚刚从某公募基金会离职的95后项目经理小雪(化名)感叹,“不能实现双向奔赴也就罢了,别工资太低影响生活。”她表示,“一起毕业入职大厂的同学工资比我高多了。”
基于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对公益传播多年来的观察,关于薪资的讨论也只是公众与公益行业之间存在“高墙”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这次“股东大会”本身也受到一定的质疑,有“股东”表示,“留着这点做视频的钱做公益不好吗?”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这次公益“股东人”大会是不是公益行动的一部分?
根据此次活动平台支持方腾讯公益的表述,“腾讯公益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即每一个参与腾讯公益平台项目的爱心网友)组成,目的是为了保障广大“股东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而这恰是互联网公益的价值点和生命线——公益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曾撰文写道,“中国所有成功的公益品牌,都恪守自愿和透明两条‘铁律’,把社会信任作为生命线。”
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捐赠者提出质疑的目的为何,这样的担忧本身无可厚非。公众对于其捐赠的每一笔善款都理应享有监督权,这也是中国公益近四十年发展历程中,一次又一次阵痛后积攒下的教训。
捐赠的“玻璃箱”
“过去我们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徐永光曾在受访中坦言。
在制度、规则并不完善的当时,公众善意被肆意滥用,慈善捐赠游走在盖着幕布的捐款箱里,去处难知。
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中民慈善”)发布的《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数据显示:42%的组织表示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37%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更深层的问题,则是披露的程度和方式不被高达90%的公众所接受。
这样的数据发生在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多次捐赠井喷后。根据这份报告表述,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
这些数据背后潜藏的风险,在仅仅半年后便爆发出来。2011年中,“郭美美事件”的舆论洪流席卷中国大地。
“三天毁掉一百年。”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对此感到震惊,“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
此前许多不愿信息公开的公益机构,也在这次舆论事件中“自食苦果”。同样据中民慈善此前公布的监测数据:自该事件后,当年7月全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环比下降50%,慈善组织6到8月的捐赠额降幅更是达到86.6%。
该事件的负面影响,甚至在2020年疫情期间武汉红十字会风波中延续。
不过如此境况似乎迟迟没有获得彻底改变。2021年11月发布的《南方周末中国公益品牌榜及其观察报告》调查发现:传播效果方面,即便是已经上榜的基金会,在外部渠道的账号更新频率依然低,只有35%的基金会可以做到日更或周更;此外,上榜基金会开通的绝大多数账号阅读量及点赞量较低,“自说自话”现象仍然严重,近半数项目信息传播链路闭塞,传播内容为通稿式的宣传口吻,缺乏趣味与深度,故事性薄弱,难以调动受众共鸣。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认为,一个优秀的公益品牌,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巨大影响力,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的评价和情感认同。
虽然时至今日,公益与公众之间那堵现实的墙仍然横亘其间,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越来越多的点位得以洞穿,并被更换为“玻璃”,透明度进化已然成为公益发展的核心态势。
2020年99公益日期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表示,“让捐赠在透明的玻璃世界旅行。”并将此观点付诸行动。
2021年9月初,“不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涉嫌违规套捐一案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网络发酵,网友的质疑不知凡几。仔细分析这一事件的发酵脉络,互联网环境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对于腾讯公益而言,依托于数字化技术预先建立的平台信息透明机制,也让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得以逐渐消弭。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件事情也给中国公益事业再次敲响警钟:滥用公众信任的行为不会轻易消失,并且会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这起套捐事件使用所谓“又做公益又报销”的手段,虽然依托的公益环境有所变化,但同2012年曝出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等,“借公益名、行商业事”的负面事件底层逻辑相似。
由此,一个更深入的信息开放与公众教育环境,亟待公益行业连同更广大的社会力量一道建设。
“教育”自然发生
满天星公益与腾讯公益的这次尝试,是公益行业在透明公益上的又一创新:“每一位参与捐助的爱心网友, 都有机会成为公益事业的‘股东人’,对自己捐助的项目行使监督权利、履行推进义务。”
“我是去年在朋友圈看到满天星的项目, 先捐了20 块, 现在成了月捐人。”“股东”小荷CF表示,“能有这样一种形式获得反馈, 看到自己的钱去了哪里, 感觉很安心。”
“股东”童梅兰也有这样的感触。“参与腾讯公益快一年了,5个项目,定期会有提醒披露情况”,她感叹,“会议的形式还是第一次收到。”
“股东人”大会上,除了善款去向、项目成果之类的主动公开项目外,一些尖锐的问题也通过“股东”们之口涌向梁海光:
“你们是怎么选择书籍的?是否遭到校方的质疑?”“机构30 多名全职员工是怎么分工的”“除了建立图书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让孩子获得阅读资源”......
角色的转变或强调,带来的实质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但就此次“质询”中梁海光回答的内容来看,这也是不经意间对“股东”们的一次公益通识教育。
例如:公益需要成本,公益人也要面对柴米油盐,好的阅读项目需与学校建立价值观上的统一,图书的选择需要有专门的人进行研究和推进,捐赠人与公益机构之间需要互信与理解等等。
一些细节披露的效力甚至高过苦口婆心的劝导。“股东”扫地僧表示,“听梁老师这么一说,我也想做公益人”;123木头人则在评论区直接发问如何加入其中,后续多位“股东”“+1”附声,表达了实际行动的愿望。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认为,这种形式,可以帮助捐赠者了解每一分钱去向,让项目从透明到“暴晒”的同时,也能够让捐赠人掌握理性、科学鉴别公益项目的方法,从而更好地做公益。
在这背后,腾讯公益的努力也十分重要。该平台负责人刘琴表示,腾讯公益正持续在筹款能力、公益项目质量和透明度等方面进行升级,希望通过行业自律和互律,共同倡导更为良性的捐赠文化。
“批评是公益人精进的方向,普通人的认可是公益人前行的动力。”公益“股东人”大会主持人余和谦说道。
腾讯公益方面希望尝试借鉴股东制度这样的现代管理文明,让捐赠者发挥 “主人翁”精神, 履行对项目的关注和推动义务, 深度参与到公益项目中来, 从而帮助机构更常态、立体、有效地呈现项目的执行进度和透明度。
从“透明”到“价值共建”,平台方、机构、公众等各方需共同打通玻璃幕墙,相互了解、相互理解。
4月8日是满天星十周年生日会,梁海光自述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满天星人活的更体面一些,能让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这个行业。
或许这次“股东人”大会是个契机,在更系统、坦诚、开放的公益环境中,理解不请自来,愿望的实现也必定不远。
(梁晓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