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裂变”：好书的未来在独立品牌？

独立出版品牌成为一种趋势，出版人、媒体人开始创立自己的出版工作室，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图为行思、鹿书、拜德雅、乐府文化的代表性图书(各三种)封面。 （资料图/图）

如果不做出版，任绪军最想做的职业是厨师。“厨师也很有创造性。”他说，他甚至想过要出一套饮食文化方面的书。

2017年，任绪军和同事邹荣辞掉了在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但他没有去做厨师，新的工作仍然是图书编辑。只不过，这次是将图书品牌“拜德雅”从重庆大学出版社分离出来，成了一个独立的出版品牌。

从出版机构旗下的子品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图书品牌，这样的发展模式近年来在出版界并不鲜见，无论是国有出版社，还是大型民营图书出版公司，都出现了这样的“裂变”。

“鹿书”走上了和拜德雅一样的道路。2022年3月7日，原武汉大学出版社下属品牌“鹿书”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声明，表示鹿书团队三人已从武汉大学出版社离职，后续将成立新的独立品牌“惊奇”。

在同一天，另一个出版品牌“行思”也发布公告，称“由于全资投资方山东布克图书资金链出现问题，在连续三月拖欠薪资的情况下，编辑部全员决定从公司剥离，原团队就地组建成立独立出版品牌‘新行思’”。

两家在业内颇有知名度的新锐独立品牌在同一天发生变故，给出版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完全是巧合。”鹿书创始人周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当天“和社里提了辞职，马上就发了公众号”。

树立独具特色的出版品牌，是各大出版机构抢占细分出版市场、提升出版知名度的常用手段。近年来在读者中拥有较高知名度和鲜明辨识度的出版品牌，如专注于世界史的“甲骨文”、挖掘前沿新知的“万有引力”、深耕日本文学的“文治”，就分别隶属于国有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民营的磨铁文化。

中国的图书市场化从1990年代起步，从一开始的国有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到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概念，民营出版机构终于作为“新兴出版生产力”在政府文件中得到认可。此后民营出版品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如今处于市场“头部”地位且已上市的几个民营出版公司均成立于这一时期，比如果麦在2012年成立，读客和新经典则成立于2009年。

如果说这些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受到青睐的大型民营出版机构代表了出版行业迎合市场的一端，那么数量众多的小型独立出版品牌则位于行业的另一端。出版是一门生意，同时也是一项创意活动，当更多的出版人、媒体人开始创立自己的出版工作室，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打造“小而美”的出版品牌，出版业的触角才能伸进更多值得关注的角落。

“这二三十年间，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健全的。”任绪军回顾了这些年出版行业的发展，“国内这个市场原来是什么热了就做什么，有很多空白。豆瓣上外文书的页面经常会有人问，这本书怎么没有人做？这个领域怎么国内没有书？这些年，慢慢地我们觉得发生了一些变化。小的图书公司，小的出版品牌，它们的存在，就是来丰富整个出版行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鹿书与行思的“裂变”与“新生”，代表了出版业内的有生力量在不断突破新的生长空间，也反映出更精细的分工合作和更成熟的行业生态。而鹿书和行思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近年来独立出版品牌遇到的问题的缩影。拜德雅从重庆大学出版社分离为独立出版品牌的过程，“和今天行思、鹿书遇到的问题有点相似。”任绪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为什么书店里买不到你们的书”

2016年底，周昀回到了家乡武汉。

大学毕业那一年，他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待过，后来他去了北京，入职了一家业内知名的民营出版公司。“那时候，想从事出版，或者想要做一些文化上的事情，就得去北京或上海。但从事出版的年轻人却很难在一线城市立足。”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后，他又回到了武大出版社，但这次却带着不同的目的。

武大出版社是面向高校的出版社，出高校教材或教师的专著较多，周昀想要做的那些面向市场的书，在武大社基本没有人做。带着在北京工作的经验，周昀也想在武大社建立这样的平台。“我希望有这方面想法的年轻人，不用再北漂，可以在武汉做相同的事情。”周昀说。

社里的老领导听说周昀要回来做“市场化的书”，做一个新的品牌，决定给他“一个试验的机会”。周昀是做事不拖泥带水的人，鹿书的诞生过程极为紧凑，2016年12月31日周昀回到武汉，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