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娱乐】朝向底层的笑声

我们拥有了笑的权利，我们嘲笑了自己，嘲笑了比我们更底层的人，而笑的艺术，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和往年一样，200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歌唱家们是指靠不上的了。去年是章子怡小姐不专业地对口型，而今年换成了一样纤细瘦弱的黄圣依。一名穿着白衣马甲的中年圆脸胖子首次出现，扭来扭去，他竟然是罗大佑。周杰伦围着威严的宋祖英团团转，无处下手的样子；而“辣妹子”竟然一点也不辣……

本山兄弟又一次不负众望地成了压轴。为了保证收视率，他的小品《不差钱》被刻意安排在临近午夜的十一点多。也有人诟病该小品是临时拼凑的大杂烩，并明显抄袭历届春晚小品节目的创意，而且和冯小刚的贺岁片一样，植入过分明显的广告。导演郎昆说：“（广告）基本符合剧情、基本符合人物，又不太过分。至少我觉得还说得过去，不会影响整个大气磅礴春节晚会一气呵成地完成。”

不管喜欢与否，赵本山已然是中国最流行的“笑星”。 “大气磅礴、一气呵成”的春晚，怎么能少得了他呢？他身上浓郁的东北特色，底色是农民式的，憨厚、质朴，在城里人面前，有时候会显露出一点土气，一点狡黠，对外来的秩序或者价值，有自己的应对方式。近年赵本山班子又涉足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等人物，也都是有着底层色彩的农民形象。

电视里也有些市民背景的喜剧人物，比如贫嘴张大民、杨光，还有上个世纪80年代陈佩斯饰演的无业青年“二子”，都是纯粹市井生活的产物。王朔笔下的李冬宝严格来讲不算，因身上有太明显的小知识分子气。

这些喜剧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小人物。生活并不容易，小人物生活艰辛。何以解忧，唯有自嘲。对于没有权力，很可悲地，也没有多少权利意识的小人物来说，“笑”是对大人物的嘲笑，对自己的嘲笑，对境遇更差者的嘲笑，这有时候就是他们唯一有效的武器。

春晚一直在输送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在下岗工人数目剧增时，春晚会暗自鼓励大家“多想想自己，少埋怨社会”；而当金融危机让人惶惶不安的时候，赵本山的《不差钱》让没心没肺的人笑了。泛娱乐化回避了严酷的社会现实。 艾未未曾经尖刻地说过：“当没有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只能满足于更少，即最小范围的自由，最低层面的搞笑。当一个人的权利和感情处于被限制的情况下，大众就不可能出现高层的、立体的娱乐的需求。”

作为赵本山时代之前最有舞台影响力的喜剧演员之一，陈佩斯在最近一次访问中说起自己为什么退出小品演出，不完全是因为和央视合作的不愉快，而是因为小品所输送的价值观令他不安。他援引喜剧发展史说明现在的小品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一味满足于嘲弄那些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弱势者，那些在身体、智力、社会身份等方面暴露出缺陷的人群。

他当然没有办法明说为什么幽默不能指向更“高级”的生活或者人群。也许相声的衰落能说明部分的问题。起源于街头民间的相声进入新时代后遭遇了空前的定位难题：只有受压迫者才会心领神受的讽刺与自嘲，但那种与生俱来的非官方和颠覆性的性格，都不再被接受。新时代需要一种歌颂的艺术，相声进入了正式的体制。“洁版”的同时，衰落是必然的。

陈佩斯还讲到一件往事。在确定入选春晚前，导演要先看看舞台效果，于是就在一群战士面前，他和朱时茂试演《吃面条》。也许是第一次看到没有政治痕迹的喜剧，整场的战士们都笑翻了天。一旁带队的政委却一脸紧张，怎么可以笑成这样？那时的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还活在恐惧之中。

那个时代已经彻底远去。我们拥有了笑的权利。我们嘲笑了自己，嘲笑了比我们更底层的人。而笑的艺术，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