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另一种表述:“双循环”格局下的中国县域经济

编者按:

县城不是美好生活的次优解

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里,女主人公在大城市遭遇了不顺心的人和事,最终在大理市这座县城找到事业和感情的慰藉。

当下的中国内地,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包含自治县、旗、自治旗、林区及特区,不包含市辖区,下同),承载着约7.5亿人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绝不仅限于部分大城市的城镇化,而是包含最为广阔的县域在内的立体式城镇化。

在维系超大、特大城市之外,超过半数的国民同样拥有在大大小小的县城追求、创造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在这个维度上,大城市和县城是平等的。

这份研究报告想要强调的立场是,到县城去,不是到不了大城市的人们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项,县城即是美好生活本身。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2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冯叶

郡县治,天下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县域一直是创造国民财富和维系社会平稳运行的地理单元。改革开放后,以“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崛起、腾飞,推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集聚区形成。该进程中,尽管光芒不及大城市夺目,但县域实际上已成为数以亿计国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第一选项。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县域之于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得到进一步明确。当前,新冠病毒笼罩在全球上空的阴霾渐渐散去,中国正在奋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此时此刻,超大、特大城市承担着攻坚克难的使命,1800多座县城亦拥有自己的战场。

研究团队认为,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语境下,县域至少要实现三重目标:一是作为重要的下沉市场,推动消费尤其是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的恢复和扩大;二是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充足的拓展空间,从而稳住城乡经济大盘;三是补足公共服务的短板,使其成为数亿人口就近城镇化的地理空间,从而构建更加坚挺、稳固的城镇化体系。

要完完全全地实现前述目标,挑战不可谓不巨大。研究团队穷尽了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近四十年的人口、宏观经济和公共服务数据,试图还原中国县域的增长逻辑。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们从县域人口流动规律出发,系统阐述“双循环”格局下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趋势,包括如下要点:

第一,当前县域发展格局如何,人口流动有何特点,哪些县城处于领先地位以及其领先地位是如何取得的;

第二,参与县域经济的市场主体发生了哪些结构性变化,哪些新主体值得注意;

第三,面对新的人口流动态势和新主体的崛起,地方政府应该应对哪些挑战?

“旗舰县”聚集于江浙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理论。在他和他的学术继承者看来,相同或相似的行业在特定地理空间的聚集,能促使技术和知识在产业内部传递,减少了投入和产出的交通成本,令空间内的所有企业从更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中获益。这便是经济学界广为流传的基于外部性的“专业化经济”。

回顾改革开放进程,沿海地区的城市和部分县域短短几十年的“压缩式发展”,正是马歇尔外部性在特定时空的显著体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村镇经济和队社企业转制开局,之后基于专业镇的县域经济崛起,造就了部分万亿元GDP城市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集群。这既符合世界经济客观规律,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有的“专业化经济”。

然而,当我们以更深入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地理,不均衡的特征便会一览无遗:不仅是区域间的城市存在巨大的差距,县域和大城市之间更是大相径庭。这似乎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具体的差距如何却又鲜有人知。

(一)县域与大城市存在巨大差距

整体上来看,北上广深等“优等生”的城镇化率已超过75%,全国平均水平的城镇化率超过60%,而县及县级市的城镇化率普遍在40%左右,可谓是数量级的差距。而从经济规模看,全国县及县级市共有1866个,但人均GDP在全国人均GDP以上的仅有285个。

从县域过往的数据看,至少有两个数据值得公众和研究者关注,一是仅2020年就有近2亿县域人口流向了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二是在人口流出量较高的县域,其存款规模普遍高于均值。这两个数据印证了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小县城的人们去往大城市打工挣钱,努力存钱改善家庭生活。

上千座县城长期处于人口流出的态势。从具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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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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