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民：我拍了很多这个时代马上要消失的东西

（雷宇/图）

2022年11月，摄影师朱宪民出现在成都当代影像馆。他的个展“岁月之光——朱宪民摄影艺术展”与威廉·克莱因、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贝尔纳·弗孔等西方大师的个展同时亮相首届成都国际摄影周。成都当代影像馆展览、收藏了他自1960年代以来拍摄的不同时期黄河流域、北京和珠三角的61幅作品。

开幕活动结束那天，朱宪民在酒店门口送别几乎每一位来参加活动的摄影师。他们亲切地叫他“朱公”，这一称呼突显了他在业内的威望与影响力。朱宪民在“文革”前入行，先后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吉林画报》、中国摄协展览部、《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杂志履职，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

“文革”期间，朱宪民拍摄的照片几乎每年都获奖。“文革”结束后，他将目光对准黄河百姓，开始了五十多年的纪实摄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家朱宪民作品集》，于1989年获“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作品奖，布列松为该作品集题写赠言——“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

朱宪民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过两次观念的颠覆。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朱宪民遇到他的第一个重要导师于祝民。于给了他相机和胶卷，让他在长春逛逛，“愿意拍啥就拍啥”。他把胶卷洗好，几十张12寸照片规规矩矩交给于祝民，以为会得到表扬。于祝民看完沉默许久，告诉他：只要挎着相机站在地上，都能照出这样的照片。“什么是艺术？你拍的和别人不一样，你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才叫艺术创作，才叫摄影创作。”朱宪民懵了。“刺激巨大，他天翻地覆地改变了我的观点，让我之后想办法去感悟，去拍得和别人不一样。”

“文革”结束后，朱宪民从吉林调至北京。1979年，法国摄影师苏瓦乐来中国考察，他负责接待，先后陪苏瓦乐去了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他发现苏瓦乐的工作方法和“文革”时期我们的摆拍完全不同，全是抓拍，画面粗粝、生猛、真实，生命力十足。

得知朱宪民来自黄河边上的村庄，苏瓦乐谈到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说他就在拍黄河，有河南和山东。也聊到画家怀斯，怀斯画自己的家乡，成了世界知名画家。他问朱宪民：“你为什么不拍一拍自己的家乡呢？”

以前回家他只拍全家福，再次回去，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中原是中国的代表意象之一，在大家心目中山东、河南这些中原地区有着很明显的符号性，我知道时代正在剧变，我要把这种变化拍下来。”

从严格意义上讲，朱宪民的创作生涯从这时才正式开始。他是国内首批将镜头对准平民百姓的摄影师之一，拍摄时间超过四十年。他的作品聚焦于三大系列：一是以故乡为原点、沿着黄河两岸拍摄的“黄河百姓”系列；二是改革开放后记录深圳、佛山等地区变化的“珠三角系列”；三是记录北京市井生活的“北京系列”。朱宪民的照片里，有中国40年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之一。

从照相馆学徒到《吉林画报》摄影记者

80岁的朱宪民依然有两排整齐的大白牙，咀嚼顺畅。这似乎在用事实证明刷牙无用——17岁离开黄河边闯关东前，他根本没刷过牙。提到故乡，他说得最多的是“贫瘠”。1943年，他出生在当时隶属于山东的范县（后划归河南）。他记得，那里偏僻，封闭，落后。孩子一生下来，就光着身子被接生婆埋在用锅炒过的湿热沙土里躺到一岁。大人要下地劳动，没人照看。

他小时候没穿过袜子，初中毕业才拥有了第一支钢笔。对水果的认知仅限于枣——范县特产。到了外面他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圆水果叫苹果，另一种橙色水果叫橘子。

从东北亲戚寄来的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