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天价彩礼”十五年,学者靳小怡的观察与解法

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彩礼减去嫁妆费用的“净彩礼支出”在1984-1999年间增长了30.32%,而在1999-2013年增长了471.57%,后者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3.26%,远远超出同期GDP增速。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说,要治理天价彩礼,说到根上还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责任编辑:刘悠翔

2023年1月的一则网络匿名帖中,男方自称是上海“土著”中产,遭遇了女方提出1888万元的结婚彩礼要求,并最终因此分手。虽然最终发帖人道歉表明事件为杜撰,但它真实冲击了公众对于高价彩礼的情绪槽点。

2014年,杭州某历史街区举办的传统婚礼。配图与上文事件无关。 (视觉中国/图)

2月13日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明确整治“天价彩礼”。“天价彩礼”四个字首次出现在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被写入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章节。此后,2021年、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接连点名农村彩礼问题。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订婚时,男方都要送女方彩礼,这一婚俗出现于从夫居时代。彩礼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聘礼,最早在西周的“六礼”中被规定为正式的婚姻礼仪。据《礼记》记载,“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随着时代发展,彩礼逐渐成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物质交换的代名词,呈现出重利轻礼的倾向。

彩礼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多年历史。图为2013年山西永济,20对新人在《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根据汉代礼仪举办的婚礼现场。 (视觉中国/图)

1980年代以前的实物彩礼时期,男方给女方买几身行头,到女方家送礼,花费通常不过百元。随后,彩礼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货币开始成为彩礼的支付形式。

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彩礼减去嫁妆费用的“净彩礼支出”在1984-1999年间增长了30.32%,而在1999-2013年增长了471.57%,后者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3.26%,远远超出同期GDP增速。2000年以来,彩礼暴涨,甚至一年一变,被农民形容为“媳妇是买来的”。

靳小怡是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从2008年开始持续关注彩礼问题,她发现天价彩礼是男性人口过剩和男性婚姻挤压的直接后果,同时,城镇化、市场经济与现代观念的冲击,也造成彩礼攀比之风盛行。

靳小怡。 (受访者供图/图)

在2023年1月发表的论文《透视“天价彩礼”:现状、成因与治理》中,靳小怡指出天价彩礼对于社会的多重负面影响,如婚姻缔结被过度物化、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风险上升、农村女性成婚权益受到侵害、大量农村男性成婚难甚至永久失婚等。

2023年2月14日,四川普格县16岁少女“逃婚”并报警,在此之前,男方将26万元彩礼交付女方家,两人“订婚”。这段无效婚约最终解除,女孩计划去上职校。

高价彩礼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靳小怡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高价彩礼是进一步刺激骗婚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现象出现的非常重要的诱因”。一部分农村未婚男性,攒了钱以后,会找到中间人,从更落后的地方“买”一个媳妇,这些女孩有的甚至尚未完成义务教育。

2008年,靳小怡在安徽省某县调研一户跨省婚姻家庭。一进家门,她发现夫妻俩年龄相差悬殊,妻子非常年轻,“还以为是个高中生呢”,丈夫则看上去四五十岁了。靳小怡在采访时发现,公公婆婆把儿媳看得很紧,很少给她出门的机会。如今靳小怡高度怀疑这户人家存在拐卖妇女的可能。这样的跨省婚姻并不少见,其中暗藏风险。根据社会学研究,夫妻婚龄差越大,夫妻关系越不平等,优势方很容易对弱小的一方实施暴力。

从走访调研得到的数据里,靳小怡看见,索要高额彩礼的婚姻,离婚率和发生婚姻暴力的概率都比其他婚姻要高,“并不幸福,因为索要了高额彩礼,婚姻缔结的基础就不是感情,是金钱的交易”。

“彩礼存在合理性的原因是父系家族制度导致的婚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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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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