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倒影】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

媒体、教会、舆论、法庭、听证会,一个有勇气的受害者、一群被鼓励的市民构成了当代“旷野先知”的舞台。但这也不是适宜的议题,我低头祷告,因为我不知道。

【电光倒影】

伊斯特伍德越到晚年,风格越是沉郁、透彻,灰白、平缓。这是部伟大的电影,取材于1928年的“怀恩·威尔虐杀儿童案”。许多议题在我心中拥挤,一篇短文中,不知拿出来说与不说。

1920年代的洛杉矶,单亲妈妈克瑞斯汀娜7岁的儿子华特走失了。几个月后,警察送回一个声称自己是华特的孩子。但孩子的身高、牙医记录、对老师同学的记忆,甚至被割掉的包皮,都显示他是人家的孩子。几个回合后,警方为了掩饰错误,将克瑞斯汀娜扔进了精神病院。

那里还有许多被警方扔进来的人。公共权力与心理学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强势的一种世俗宗教。当警察和医生合谋,则形成解决人的问题的“伪祭司”群体,一个荒诞的后果,就是私人知识(无论是信仰还是母亲的情感与记忆)开始丧失合法性。

这是我舍不得打住的话头。不过伊斯特伍德拍的,并不是另一部《飞越疯人院》,也不是新版的《洛城机密》。因为有一个声音,一开始就很突兀地介入了进来。布里格拉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在华特失踪两周后的主日布道中高声宣称:克瑞斯汀娜虽不是这间教会的会友,却一样是这座罪恶城市的市民。我们一直为她祷告,也希望警方继续努力。但是,“鉴于洛杉矶警察局是落基山脉以西最腐败、最无能、最不知羞耻的政府机构,我不能信任他们”。

牧师主持一个电台节目,他的布道也在电台直播。警方恨死了他。几个月后牧师给克瑞斯汀娜打了电话,说我们该见个面了。他说,我一生的使命就是揭露这座城市的罪恶。每天,在臭水沟,在精神病院,都有被抬出的尸体。克瑞斯汀娜回答,我没那么高的目标,只想我的孩子回来。布里格拉伯牧师说,你的孩子不是第一个,但你若作出上帝喜悦的选择,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克瑞斯汀娜被关进精神病院后,布里格拉伯牧师在广播中发起了声援运动,直到他带着律师去精神病院将她带了出来。

不久,连环杀人犯怀恩·威尔和近20名儿童的遗骸被发现。在接连的听证会与诉讼中,市民走上街头,支持这位坚毅的母亲。警察队长被解职,终生不得录用。

影片对怀恩·威尔的描绘也惊心动魄。因为3个孩子曾逃出去过,当时又没DNA技术,克瑞斯汀娜宁愿相信华特没死。法庭上威尔冲到她面前说,我没有杀华特。这强化了她的执拗。结案后,她仍继续寻找她的孩子。

威尔被执行绞刑前写信给她说,如果克瑞斯汀娜愿见他最后一面,他将说出真相,帮助她恢复正常生活。当克瑞斯汀娜站在他面前时,威尔彻底崩溃了。他说,我没想到你真来。写信是一回事,当面说是另一回事。我已在神父面前忏悔了,神父说上帝会饶恕我的。我没机会了,我不能再说谎。

克瑞斯汀娜抓住威尔,一遍遍地逼问他。柔弱母亲与杀人恶魔,一个对生的盼望,一个对死的恐惧,天国与地狱、短暂与永恒的倒转,使他们颠倒了角色。克瑞斯汀娜以下地狱诅咒他,威尔竟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在恐惧中瘫软。他走上绞刑架,对旁边的神父说,我坚持住了,没有说谎,我会上天堂对吧。他被戴上黑色头罩,唱起了小时候他妈妈唱的歌,叫我听见了这一生从未听见过的一曲《平安夜》。满腔的恐惧,仿佛一个从地狱传回的声音,“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

布里格拉伯牧师是一位先知式的传道人。最近读《儒家的困境》,汉学家狄百瑞颇有洞察力,他比较《旧约》的先知和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说,真正的君子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所以君子与帝王的张力,是公共传统中的重要议题。但自我修行的君子和蒙神呼召的先知不同,君子扮演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角色,但他们一没有得到过百姓的托付,二没有从上帝那里获得启示的支撑。因此儒家最大的困境就是悬在空中,两头没有着落。

刘军宁先生读《旧约》,发现先知有两种。一种是宫廷先知,全是假先知,只说君王喜悦的话;一种是旷野先知,有点像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敢向君王说不,却不敢向所有人说不。旷野先知,就如耶利米或施洗约翰,却是向整个族群、社会和国家说不的。当他们领受一个呼召,上帝要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鲁迅差不多是对所有人说不了,但他也和施洗约翰不同。约翰穿着骆驼皮,吃着蜂蜜和蝗虫,愤怒指责君王和民众的罪孽,但他知道,自己对不义的指控并不是一份宣判,而是对悔改的呼召,对恩典的预言。而在鲁迅的生命中,否定的意志强过了爱,对罪恶的指责,就变作了对审判的僭越。

布里格拉伯牧师的形象教会中少见,银幕上也少见。《旧约》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是三重分离的职分;《新约》中,都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身上重合了。每一位基督徒,都在基督里领受了这三重职分。大部分牧师是祭司式的传道人,少数是先知式的传道人,就像影片中的布里格拉伯,或现实中的马丁·路德·金,或几百年前长老会的创始人约翰·诺克斯。

布里格拉伯牧师是先知式这一路的传承。在1928年的美国,几乎是一个异数。经历两次大战、铁幕时代、性解放与民权运动后,到1974年,全球福音派教会在瑞士签署《洛桑信约》,才宣称基督徒对时代与文化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怀恩·威尔案之后,加州警察再不能把他们不喜欢或不愿带上法庭的人扔进精神病院了。网上有人问我们离1928年的洛杉矶有多远。媒体、教会、舆论、法庭、听证会,一个有勇气的受害者、一群被鼓励的市民构成了当代“旷野先知”的舞台。但这也不是适宜的议题,我低头祷告,因为我不知道。

网络编辑: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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