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行政监管，走出社会治理死胡同

行政监管常有人为标准、关系标准的重大嫌疑。政府应从大量日常监管事务的牵制中解放出来，致力于让民众通过私法体系捍卫自己的安全与利益

受访人：黄清华（卫生法学专家。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重公法轻私法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南方周末：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食品安全法。在监管体系和监管标准等方面，这部新法都有改进。总体来说，还是以强化行政监管为主。近年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时有爆发，这是否与我国的法律框架有联系？你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黄清华：重公法监管、轻私法保护，是现行法律框架的基本特征。

食品安全已成为社会矛盾的多发地带，恰在这块，“重公法轻私法”的行政监管特点非常突出。全世界的产品安全责任标准，都只有一个客观的私法标准，即“不合理危险”，它以现有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为依据。大量事实证明，只有这一客观的私法标准，才符合消费者利益。这可从英美的产品责任法、欧盟的产品责任指令中得出。唯独我们开宗明义强调行政监管，强调产品质量认证，以所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种行政执法标准代替“不合理危险”这一客观的私法标准。

不区分治理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一味强调行政监管，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行政监管不仅具有人为标准、关系标准的重大嫌疑，且时常落伍于日新月异的生产经营活动。“三鹿”奶粉难道没有获得质量认证？难道不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我们把一部私法性质的产品责任法，搞成了一部强调行政监管的产品质量法，行政权扩张到无以复加，就是“重公法”监管的典型表现，说明行政法很强悍，而私法、民商法则很弱小。

强调公法监管的另一个特点，表现为非常严格的行政审批。比如任何食品生产经营者，甚至一个饮食小店，如果官方不进行审查和批准，不发卫生许可证，是拿不到工商营业执照的。其他如食品广告监管、药品管理莫能例外，规定的都是严格的行政处罚、苛刻的行政审批。

这种立法模式的出发点无疑是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私权），赋予了行政机关很大权力；但实际上，立法初衷和社会效果之间出现严重异化。从“苏丹红”到“毒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