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立鹏：预防自杀，倾听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视觉中国/图）

每年，全球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自杀状况”（Suicide Worldwide in 2019）报告中的数据显示，自杀仍是全球主要死因之一。每年，死于自杀的人多于艾滋病毒、疟疾或乳腺癌、战争和他杀。

关于自杀，常见这样一些误解：它无法预防；谈论自杀的人完全不想自杀；有过自杀经历的人不会再次自杀；所有的自杀者都有精神病；与抑郁情绪的人谈论自杀会导致他们产生这个念头……研究自杀的学者费立鹏（Michael Robert Phillips）一一否认了这些观点，“自杀的人其实既想死又想活，他们决定自杀前往往没有任何征兆；自杀未遂者是最高危的群体；大多数自杀源于突发的创伤事件，越担心有抑郁情绪的人自杀，越应该和他们谈谈。”

费立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研究自杀问题三十余年。1970年代，他作为留学生首次来到中国，在湖北一所医院的急诊室里，他听了许多自杀未遂者的故事，从中感受到了另一个视角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又读了人类学，尝试从不同维度理解自杀。

费立鹏（受访者提供/图）

1990年，国家卫生部首次公布全国的自杀数据。基于这一数据和不同样本，2002年，费立鹏与李献云等人在《柳叶刀》发表文章公布他们的发现，“估计中国平均年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在中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是第五大死因。”这篇文章成为后来许多自杀研究的数据基础。

与西方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城市自杀率高于农村的特点不同，中国的自杀状况有其特殊性——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性。

费立鹏曾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对全国自杀者展开一项心理剖析，他们通过访问近九百名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分析人们为什么自杀，探寻预防自杀的方法。他们发现，1/3的自杀死亡者没有精神障碍，属于冲动自杀。急诊室中自杀未遂的人群中，1/2的人没有精神障碍。让费立鹏印象很深的一个极端案例是，一位家庭和睦的农村妇女在公共场所放屁被发现而自觉颜面尽失，回家后服农药寻了短见。

1990年至今，中国的自杀率显著下降，从22/10万左右降至7/10万-8/10万，是全球自杀率下降最快的国家。费立鹏指出，“我们希望自杀下降的原因是自杀干预起了作用，但其实不是，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

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精神病与抑郁情绪的关系是什么？自杀率最高的群体是哪类人？面对亲友释放的自杀信号，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这些问题，《南方人物周刊》与费立鹏展开了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