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为什么要打破地方政府供地垄断

2023年6月21日，山西太原，民众在售楼部查看商品房户型 （视觉中国/图）

采访开始前，经济学家陶然坦言自己有些疲惫。为了宣传他2023年出版的新书《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下称《人地之间》），几个月来他一直在高密度地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各种直播分享。他把这视作学者的“本分”，“认真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把研究发现与学界、社会大众、政府部门分享。”陶然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起笔时，他设想的读者是研究者和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如今，他更期望这本书能抵达一个个关心中国前途的普通人。

《人地之间》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03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的陶然赴浙江多个地市县调研。在浙北时，他询问一位市级土地整理中心负责人，“地方征来的土地虽然可以吸引不少制造企业，可企业向地方缴纳的所得税往往减免多年，绝大部分增值税要上交中央，地方政府拿到的比例并不高。考虑到征地补偿、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污染治理，乃至维稳等多方面成本，好像并不划算？”

这位负责人说，“如果不搞开发区，不把制造业引进来，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谁来买政府出让的商住用地，谁会买那些商品房呢？”

陶然豁然开朗。他意识到，这正是地方政府大搞逐底竞争来招商引资的关键激励所在，“只有制造业发展起来了，才会带来高收入人群，后者才会在本地购买住房，并增加服务业消费，政府才可能通过垄断供应商住用地，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由此出发，经过多年研究，他提出了分析中国增长模式的“三二一”框架，即国企在上游部门、国有银行在金融行业、地方政府在商住用地出让上的“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各级政府的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以及民营企业在下游制造业的“一类市场化竞争”，并写进了《人地之间》。陶然认为，这种模式的优势与弊端导致，虽然过去25年中国取得了与日韩快速成长期相当的增长率，但在收入、财富分配、环境和劳动保护、城乡土地利用、农民工市民化、农业和农村发展等方面的表现落后。

在陶然看来，要了解真实世界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不能仅从理论出发，更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2002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陶然便扎身于基层调查，“好的研究是在实践中观察现象，提出理论假说，再用现实数据检验理论框架的解释力，并不断调整。”后来，他开始参与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关于土地、户籍、住房改革的政策讨论和制定。他主持过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目前正在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20年和2021年连续入选全球性信息分析公司爱思唯尔发布的中国高引用学者“理论经济学”榜单。陶然认为，他们这些经历了中国转型发展过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着重大责任，有一系列“实然”的问题亟待很好的回答。

撰写包括《人地之间》在内的中国转型发展“三部曲”便是他提交的其中一份答卷，三部曲致力于为中国过去70年的转型发展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理解框架，并提出未来变化的可能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潜在思路。

访谈中，陶然分享了他对“中国模式”、“拼经济”、地方债、房产泡沫、城中村改造等时下热门话题的看法，以及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看待改革的前景和自己研究的初衷。

“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围绕“中国模式”，学界一直有诸多争议？

陶然：学界不仅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意见不一，甚至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都争议巨大。

那些同意中国政府在过去40多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论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存在“中国模式”。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立论出发，部分学者热衷于探寻各种可能引发中国转型期高增长的特殊性制度安排，比如“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