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太太”与“新女性”：香港作家笔下的五四婚姻与女性命运

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她病危时，提出要见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二人最终见面。（视觉中国/图）

一个世纪前，英国东南部一座平淡如水的村庄见证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村子名叫沙士顿，事件主角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

男生在美英留学已两年多，女生几个星期前才离开中国一个保守的小镇；男生在剑桥大学当旁听生，女生只学过几个星期的基础日用英语；男生一心想做新时代先锋，一鸣惊人，女生只希望适应异国生活，有机会学点新知识；男生恋上了一个出身维新家庭、当时在英国念书的女孩，女生到达伦敦不久，就隐约察觉丈夫另有意中人，但还是盼望一直把自己视为“土包子”的丈夫可以和自己多些沟通。

这对夫妻是徐志摩与张幼仪。

1921年9月，张幼仪被公婆送到英国不满九个月，徐志摩突然提出离婚，一星期后不辞而别，抛下已怀孕三个多月的她。

2001年6月，香港学者、作家孔慧怡途经沙士顿，小镇的规模扩大，旧房子都已拆掉，但实用乏味的气质并无变化。她当时想：20世纪初一个年轻中国女子的挣扎，就埋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事后，她又想：其实中国女子的故事又岂埋藏在一两个地方呢？这个念头最终演化成一本书。

中国妇女运动肇始于1880年代，提出两大口号“反缠足”和“兴女学”。当时不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定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此时，对女性的期许仍局限于贤妻良母，她们在体力和心智方面虽较先辈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只是为了履行传统家庭中的角色。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传统家庭长幼尊卑的运作模式，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一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自由独立的理想女性形象。能够称得上人格独立的“五四”新女性，需符合几项条件：在新式学堂受教育；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婚姻自主；参与公众生活。

这其中，受教育是基础。对于已经成年的女性来说，她们无法争取新式教育机会，于是在剧变时代里，被打上落伍、封建的标签。

孔慧怡希望打破这种简单的标签式划分，“探讨能否以公允的态度重估五四时代的女性，能否从她们的角度平实地看她们面对的世界”。在《五四婚姻》中，她一反男性中心的传记传统，将笔尖朝向朱安、许广平、江冬秀、曹珮声、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七位女性，力图通过她们的平生境遇，探讨当时女子面对的实际问题，描绘出变革时期下中国女性的各种面貌。

“逃婚”风潮

无论新文化运动，还是新女性观念，都有着同样的核心问题：婚姻自主和离婚。由于大多数青年当时已踏入包办婚姻，因此掀起“逃婚”风潮——青年男子为摆脱旧式太太，只身离家开启新生活。据1922年的妇女刊物报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

新文化时期的婚姻现实和离婚状况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剧变中的社会规范如何影响不同背景的女性，她们在变革的大潮中又如何自处。

孔慧怡写朱安，希望“为一代饱尝劫难、有口难言的女性寻觅她们的声音”。鲁迅开展第二段婚姻生活的同时，在经济上和名义上没有抛弃第一任妻子朱安，然而，朱安受到的打击是感情和精神层面的。她还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