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段义孚的终生追问：我是谁？
“如果离开了宇宙，或准确地说，离开了和谐自然和人类极致成就所带来的喜悦，我的人生将变得悲惨，活不下去。”段义孚列举了种种人类的悲苦，“但是，我却不愿久待在那些阴影里……”他相信那道光、宇宙之美，世界的美与善。
地理学就像一条道路，让他通向对自身和人类生命问题的理解。
发自：上海
责任编辑：李慕琰
晚年的段义孚（右三）与友人在一起。
段义孚以一件中年时的偶遇结束了自传《我是谁？》。
夜间，他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驾车，前面只有一辆车。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信心不足，所以将前车的尾灯视为引导，由此获得安全和舒服的感觉。突然那辆车闪起右转灯，拐进乡间小道。肉眼可见，路上只有他在驾驶。
“于是，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处，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
段义孚是著名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富有智性地理解人和地方的关系，认为自己是世界主义者。
《我是谁？》写于1999年，段义孚当时69岁，人类即将进入新千年。他将“我是谁”视为新千年来临之际的时髦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1960年代就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了产生一个稳固的自我意识，一个人需要曾经的岁月，而不光是现在和未来”。值得一提的是，《寂静的春天》就是在1960年代令诗意与科学结合起来，共同审视人与环境的关系。
段义孚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仍旧思考着，还写出了重要的作品。《我是谁？》是很好的阶段性总结，展现出真诚的自我审视。他似乎越来越接近一个位置，却又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才能抵达，甚至变得更远些。理想当中的位置，总随着时间、空间和思考变动着。
1940年代初，段义孚一家准备由重庆迁往澳大利亚。合影时，段义孚（左三）试图挤开弟弟，紧挨着母亲，从而获得更多关注。
他眼中的世界是向内缩小的
一开始，段义孚就征引了苏格拉底的言语：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中年之前，段义孚没在什么城市住满过五年。他离开中国后继续辗转，直到38岁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停下来从事学术工作。迁徙与父亲的工作和历史事件都分不开。他相信自己是无根的，“天生就该自我审视”。他终身未婚，无法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身份认同问题始终在那儿。
他认为自己是乐观主义者，“常把黄金时代放在未来”。他知道自己很早就获得自信，在国外生活时没怎么受到种族主义伤害，到晚年则开始质疑自信的来源。他处世的种种方法，与经历的事件与居留的环境紧密相连。这本书展现了他自己的“地方感”——对特定地方的情感和判断。
1956年的印第安纳大学第一次面试中，一位亚洲史教授曾经惊讶于他的家族身世。段义孚回想起童年往事，才确定对方并没有开玩笑。按照他听到的说法，段家在近代分成两支，都在安徽，段义孚家属于贫寒一支，父亲段茂澜靠合肥那支的族叔段祺瑞全程资助读完南开中学。
段义孚生在天津，7岁到10岁因战争住在重庆郊区的村庄，家庭经济窘迫。学校是属于发电站的单间房。那片地方弥漫着酸腐味，恶臭的泥浆拖住他的鞋子，他既厌恶又恐惧。他偶尔遇见出殡的队伍，中间拱卫的遗体给裹在竹席子里面。上面绑着一只公鸡，倘若诈尸，它就会啼叫起来。
1954年，段义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做实地调查。
小小的学校是不同的地方，学生们在那里知道全世界的历史、文化与科技。王尔德的作品《快乐王子》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他知道：“再也不能把‘好’仅仅局限于履行社会义务了”。这些觉悟激励段义孚去思考，他始终探索着如何确定一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
段义孚在叙述中提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段茂澜与校友周恩来掰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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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