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社会学家山田昌弘谈日本低生育困境

有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对未来感到不安,是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要采取让年轻人不会对未来过不上富裕生活而感到不安的措施。

在东亚社会里,让子女接受比自己更好的教育,找到比自己更好的工作,是父母的生活意义所在。

如果现实恋爱的满足度下降了,那虚拟恋爱的价值就会上升。也许现在已经不能说现实中的满足就更优越了。

责任编辑:李慕琰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中央大学教授,专攻家庭社会学和情感社会学等,著有《少子社会》《“婚活”时代》《低生育陷阱》等。 (受访者供图/图)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长年深耕家庭社会学领域。高中之前,他一度想做数学家,但“因为我自己没有家庭,所以我决定探索什么是亲情”,自此步入“研究凌乱家庭的世界”。

在学校教书时,他利用大量关于家庭的素材,讲述现代日本家庭的起源、现状和去向。他和学生一起召开的研讨会,话题前沿,探讨的问题包括:人孤独到何种地步需要“出租朋友”?“同居伴侣婚姻”(注:只同居不结婚)是否探究了现行婚姻制度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日本单身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亲密情感需求在何处得到满足?他最终在歌舞俱乐部(注:提供歌唱和跳舞表演的场所)、真人或虚拟偶像、宠物身上找到一些答案。

在《低生育陷阱》一书里,山田昌弘试图解答一个问题:近些年,日本年轻人为何不愿意生孩子了?

一直以来,低生育率是盘桓于日本社会之上的一朵阴云。自1989年起,日本的生育率持续低迷,总和生育率低于1.6的情形维持了三十余年,2022年更是达到了1.26的历史低值。

自1989年起,日本的生育率持续低迷,总和生育率低于1.6的情形维持了三十余年,2022年更是达到了1.26的历史低值。图为日剧《产科医鸿鸟》剧照。 (资料图/图)

过去三十多年,日本社会力图解决这一“顽疾”,但收效甚微。山田昌弘曾任少子化对策委员。有一次,一位委员提议要举办一场“育儿很精彩”的宣传活动,提升大众的生育积极性。“日本社会的很多有识之士和政策负责人在很长时间内都忽视了与日本少子化原因直接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即‘不婚化’和‘年轻人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山田认为,“对于‘想生但因条件尚不具备,所以不生孩子’的多数人来说,开展这类宣传活动毫无意义。”

在山田昌弘看来,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社会整体的经济状况挂钩。

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期,繁荣的经济环境催生出年轻人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他们倾向于相信,通过个人努力能够跻身“中流阶层”,过上比父辈更好、更富裕的生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1980年左右,人们没想过结婚后的经济生活会出现很大的风险,那时候的男性可以指望成为正式员工后,收入根据‘年功序列制度’(注:工资随年龄和工龄的增长而增加)得到提高。”在山田昌弘看来,那一代人笃信孩子会在优于自己的成长环境下长大。

而到了1980年代,情势发生了翻转。

“进入平成时代(注:1989年1月8日),日本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式雇佣人员(指有固定期限员工、兼职员工、派遣员工等),在就业方面产生了社会性差距,进而导致家庭贫富、子女教育环境产生差距,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发展。”山田昌弘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大多数非正式雇佣人员而言,无论自身怎么努力,都无法获得能让自己将来过上富裕生活的收入,也没法结婚组建家庭。也就是说,自己的将来变得没有指望了。”

山田观察到,日本人更注重从经济角度看待婚姻的意义,作出结婚决定前,会作出慎重的风险评估。评估常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相比婚前,婚后的生活水平会不会更好,或者至少不会更差;二是婚后能否为子女创造比自己更好的成长环境。

“这种婚育观背后体现的是现代日本社会特有的价值观:希望回避未来生活所面临的风险。日本人将维持中产生活水平作为最高目标,认为在人生设计上,‘男女交往’‘结婚’‘生子’‘育儿’和‘子女教育’这一连串问题不是单一、割裂的,而是环环相扣的。”山田昌弘在《少子化问题的东亚特征》这篇论文中写道。

这种风险意识也延伸至恋爱阶段。山田发现,在日本,不少年轻人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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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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