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类学家项飙：怎么去面对已知无解的问题

项飙。 （受访者供图/图）

项飙坐在广州的一群年轻人中间，跟大家一起开怀大笑，偶尔凝眉发言，更多时候在听，听每个人讲述自己的想法、经历和创伤。这些创伤，大多来自原生家庭和亲密关系。有时候大家会忘了项飙的存在，一次聚会中，他默默起身去洗碗，几乎无人发现。这些年轻人，是艺术家何志森和项飙、奥斯陆建筑与设计学院博士生段志鹏一起发起的“看见最初500米”社会艺术工作坊的参与者。工作坊的作品，曾参加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

项飙上次回国，已是疫情前的2019年。项飙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他曾因调研北京浙江村而成名，在海外多年后，近几年重新活跃于中文世界。

这次回国，项飙频繁地跟各种人聊天，比如每次打车，他都不想错过与司机交谈的机会。在家乡温州，他发现出租车司机大多在45岁以上，一般都兼有另一份工作。有位司机告诉项飙，他帮人开信用卡，项飙就很好奇，现在移动支付这么方便，还有谁在用信用卡。司机说，有些需要小额贷款短期周转的人。而寻找开卡的客户，又涉及数据买卖的灰色链条。在广州的网约车上，聊到司机儿子的职业，他指了指车内的平台录音设备，做了个嘘的手势，对话便打住了。“这些对我都是新的点，不知道有没有用，但能发现社会的丰富性。”项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项飙说自己是个离艺术很远的人，几乎从不看电影，也很少去美术馆和展览馆，只有一次例外，他为德国一位艺术家的申请项目做评委。“这是德国的习惯，找一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参与评审。”他说。“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是他最深入地参与一个公共艺术和社会艺术的活动。他原本设想的是鼓励大家走向社区，走向陌生人，但一方面由于2022年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许多人发现，如果把500米的半径继续缩小，他们最切身关注的，是家人和伴侣。因此，工作坊的许多作品偏移了方向。大家的焦虑，叠加了社会的和个人生命的重重投影。

何志森曾经把展览开进广州的菜市场，在华南理工大学的讲台上，他说自己办过一百多个工作坊，大多数散了就散了，“看见最初500米”的成员是联系最密切的。听说项飙专程来广州跟大家聊天，工作坊的参与者有的从南京，有的从国外，专程赶来。这天，项飙安静地坐在阶梯教室后排，像个大龄学生。他跟随工作坊成员曼曼穿过石牌村喧嚷的巷道和握手楼，来到城中村里的艺术空间。这个被称为“流动俱乐部”的空间，原本是一个垃圾回收站。项飙跟大家聊温州，聊南方，聊中国南北差异。

2023年10月，项飙（后排左一）在广州的艺术空间“流动俱乐部”与年轻人交流。

项飙发现，他在国内年轻人中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想象，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年轻人的导师，而是一个对话者。对话式研究，也是他面对“共同的焦虑”这一研究方向的工作方法。2023年10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广州对项飙进行了专访。

以人类学理解艺术，“认得感”不同于“看得懂”

南方周末：为什么近年来当代艺术界越来越关注人类学？

项飙：我们所谓的画廊、博物馆里面收藏的精英艺术，它可以在方法、技巧和表现形式上做很多文章。但如果是公共艺术的话，你只在形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