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武汉洪水的“龙王之怒”：城市向我们出售了一种现代主义幻想

1931年8月汉口市中心被水淹没。《伦敦新闻》插图，1931年9月19日（《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图）

“今天的湖北人喝莲藕汤或吃麻辣鸭脖时，应该感谢他们的远古祖先驯服了湿地。”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学仁（Chris Courtney）在采访中表示。

在中国，人们有着与洪水相处的漫长历史。1998年的长江水灾至今仍留在沿岸几代人的记忆中，然而并非每场洪水都能被历史记住。在2023年出版的《龙王之怒》中，学者陈学仁尝试还原1931年中国江淮地区一场受灾总人口计五千多万、有两百多万人死亡（包括因溺水、后续饥荒和流行病导致的死亡）的特大洪水，重点描写了武汉地区。

因为无法融入上世纪30年代的民族救亡历史叙事，这场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早已退出主流历史的视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的江淮地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水灾，武汉三镇在数月中成为汪洋，水灾呈现了历史众生相：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接踵而至的日本入侵，难民营地与水上交通，饥荒与血吸虫病……在水网密布的地区，人们常常通过供奉龙王祈求农耕、行船平安，这一灾难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政府拆毁龙王庙后，此地遭到龙王报复。

在对洪水的详细研究中，陈学仁也考察长江流域的洪水历史脉络、人与洪水关系的变化。常发的洪水塑造了湖北的农业生态系统，人们也找到了利用自然禀赋的方法。在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野生水稻的驯化让农民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产量。人们在泛洪区定居，也增加了他们对脆弱植物的依赖性，以及滋生地方病和流行病的风险，农业让洪水变得更加危险。1930年代的武汉一度是中国内陆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构成灾害的不仅有自然成因，“致灾机制”也在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演变。

在过去的城市水灾中，灾难是现代城市的风险与脆弱性的验证。“城市向我们出售了一种现代主义幻想，即我们能够摆脱自然的束缚。”陈学仁认为这正是导致1931年武汉洪水的原因之一：“人们说服自己，他们已经消灭了季节性湿地。然而河流却不这么认为。”

（受访者提供/图）

被误解的洪水，被驯化的野生稻

南方人物周刊：尽管洪水对人类来说是灾难，但对许多物种来说并非如此，反而是保持整个洪泛平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必备要素。洪水脉冲在生态物质循环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陈学仁：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洪水可能是灾难性的。从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角度来看，洪水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不同。对许多动植物来说，洪水是有益的。长江等河流每年都会经历水位的上升和下降，这被称为洪水脉冲。它们使得养分在陆地和水生区域之间流动，并将物种分布在整个流域内。通过这种方式，洪水脉冲常常创造出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

在遥远的过去，长江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