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城科技创新榜： 破解“科技创新困境”的五种模式

（梁淑怡/图）

在全球科技“脱钩”浪潮愈演愈烈、国内高质量发展倒逼产业升级的趋势下，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可以说，率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城市，基本锁定了未来竞争的胜局。

但是，创新并不容易。从科研经费与人力资源的投入，到实验室内千万次尝试后的技术突破；从大市场中批量商品化的产业应用，到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诞生与成长，其链条之长、环节之多、涉及主体之复杂，都决定着这个赛道的难与险。

机遇与挑战并存。技术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一样，是企业生产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一座城市科技水平的强弱、成果转化效率的高低，影响企业在此能够链接多少科技资源、实现多高质量的科研产出，最终影响企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程度。可以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一座城市对于市场主体的最大诚意，是“宜商值”的高层次体现。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宜商之城课题组推出宜商之城榜2023系列第三期——《57城科技创新榜》，从科技创新的全链条入手，观察城市的科创投入、产出以及中间链条的转化畅通度。

资源投入是科研的起点。研究团队用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高校ESI学科数（具体为该城市所有高校在2024ESI排名中前1%、1‰的学科数量之和），衡量城市的科研资源投入情况。

资源的投入直接影响技术研发的成果。把“钱”变为“知识技术”，是科技创新链条上的第一次“跳跃”。研究团队用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来量化评估科技成果产出的水平。

而技术能否从实验室迁移到应用市场，专利能否从“纸”转化为“实质生产力”，科技创新链条上第二次“跳跃”能否顺利实现，很大程度决定着一座城市科技水平的强弱。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等产业发展指标，既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提条件，也是转化的效果体现。这是“飞轮效应”带来的正向循环。

通过对全国57座城市相关指标的量化比较发现，在创新驱动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型中，只有资源投入、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应用等各个链条得以顺利转化和推进，创新的效率才最高；也只有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相结合时，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投入和产出，不完全正相关

研究团队从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和高校基础研究两方面评估城市的科技资源水平。

综合来看，京沪属于“要基础有基础、要资金有资金”的均衡型“王炸选手”，不仅研发投入强度高，而且规模巨大。其中，坐拥34所“双一流”高校的北京，2022年全社会研发投入2843.3亿元，是武汉、广州、苏州投入总量的3倍左右；其研发投入强度为6.83%，高于以色列等创新型国家。

深圳、苏州、东莞则是用钱补短板的“奋进生”。以深圳为例，在加大研发投入规模与力度的同时，还持续优化研发经费支出结构，率先以立法形式确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不低于全市科技研发资金的30%，从而弥补高校在基础研究环节的缺位。东莞、苏州的研发投入强度均位于4%以上，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G7国家，直观体现地区发展科技事业的意愿与决心。

西安、武汉、南京、成都则属于科研基础好、发展决心强的“潜力股”。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均在3.5%以上；在体现高校学术水平与影响力的全球ESI顶尖学科统计中，均位居57城的前七位，展现了令其他城市羡慕的基础研究实力。

（梁淑怡/图）

但是，投入与产出并不是单纯的正相关关系。倘若将科技资源投入与专利产出等指标相对比，我们会发现另一幅图景：在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上，京沪深依然一骑绝尘，西安、成都等科研资源“潜力股”落了下风，珠海、杭州、青岛后来居上。

《西安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2022年）》白皮书显示，截至2022年12月底，西安市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57.198件，PCT国际专利申请496件；与之相对应的是，杭州两个指标数据为102.9与2305；青岛为58.99与2351。

为什么科研实力与专利产出并不完全匹配？

这与高校的职能与定位有关。以基础研究为主力的高校，其成果并非完全转化为技术专利；而与市场链接更加紧密的应用型高校，则在成果转化上更有优势。但是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的社会功能更加复杂，不仅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也应是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从这个角度理解，除去当年度知识专利产权申请的随机波动之外，一进一退的城市变换背后，是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完备程度、创新链条推进质量、科研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等多维度的发展体现。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显示，2022年PCT国际专利申请教育机构50强中，有来自中国的18所高校，其中8所位于长三角地区，4所位于珠三角地区。浙江大学、苏州大学、清华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分列前五。

江苏是最大赢家。来自苏州、无锡、镇江的三所高校，承包了全国高校四分之一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江苏大学，是一匹黑马。这座位于江苏镇江的“双非”高校，是全国首家参与《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准制定和推广实施的高校。该校副校长丁建宁在《中国科学报》著文提到，江苏大学实行专利确权分割试点，让创新团队最高能持有90%的份额，极大推动发明人的创新热情。

一所敢想敢干敢创新的大学，某种程度也是所在区域的缩影。早在2015年，江苏省就聚焦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低等问题，在全国率先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三方协同创新。企业根据未来市场走向指导研发方向；高校开展深入研究引领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提供综合性全流程专利服务。“龙头企业+优势学科+高端服务”三位一体的高价值专利培育路径，为“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升级之路保驾护航。

依据国际通认的创新链理论，科技创新链条可分为9级。其中，1-3级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主要由高校、科研院所完成；6-9级是产品和市场，企业是操作的中坚力量。中间环节的4-6级，则是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

研究团队认为，在江苏的经验中，高校与企业两个主体，已经不再单纯固守于原本所在的环节，而是分别向后、向前进行“突围”。高校吸收6-9环节中市场的信息，企业参与1-3环节研发方向的选择，二者共同渗透到创新链的4-6环节，并在过程中依托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支持，真正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紧密结合，贯穿产学研需用的融合链条。

越过“死亡谷”

如果说在创新链第一个“鸿沟”——从科研资源投入到技术专利产出的转化中，市场的力量开始显现，那么创新链中下一个“死亡谷”——从专利成果到商业化应用的转化中，市场与产业的作用则占据主导。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玲，向研究团队解析科学、技术与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科学”指的是生产新知识，如揭示事物的因果发生机制或者系统演化规律；“技术”是抽象知识在现实层面上的具体应用，从而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而“新”一词，在专业研究中，特指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也就是说，“创新”先天就有应用的属性。在陈玲看来，能接受市场检验的研发成果，才有经济价值。

而当研发技术的供给端与应用场景的需求端失衡时，技术的转移、流动与交易就发生了。

当前，我国正加快推动技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建设形成统一的技术要素市场，通过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交易机制与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机制，实现技术要素的有序流动和高效运用。

其中，交易数据，即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重要指标。

据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公布的2022年全国技术流向数据显示，西安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为2881亿元，与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之比为2.83,对外输出技术的能力显著高于吸纳技术的能力，属于技术输出型城市。天津、大连有类似情况。

一方面，技术输出型城市意味着科研能力强，是科技创新的智慧高地；但另一方面，如果大量的技术成果没有在本地转化，而是通过严重的贸易“逆差”流向外地，也并非益事。究其原因，或是市场需求不足应用场景少，或是有市场但供需存在结构型失衡。

南京的表现令人意外。大众印象与数据表现双双得证的科研强市，却并非技术成果输出的主力军。其实南京输出技术的项数很多，37234的数值仅次于北京、西安与上海，但是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低，其单价仅为单项吸纳技术合同的一半左右。因此，提高技术成果附加值是南京各研发主体的当务之急。

深圳、重庆、杭州、宁波等地则与西安、天津等相反，技术输出与吸纳之比小于0.8，属于技术吸纳型城市。这些地方高校资源优势不明显，但产业集群密布、市场需求广阔。而产业和市场，是技术要素流动永恒的指挥棒。

第五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示名单显示，深圳共有310家企业通过审核，前五批累计752家，仅次于北京。宁波、杭州、重庆等地累计数量均在300家以上，位于全国前列。这些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专业程度高、科研能力强，是吸纳技术流入与开展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

技术要素本能地想要靠近市场，市场也需要有价值的技术创新，但是二者的“双向奔赴”并不完全随心。只有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才能更大程度实现区域间技术要素的高效配置，让更多创新主体成功越过科技成果转移转换路上的“死亡谷”。

如何破解悖论？

诸多学者根据地区、行业及时序层面的分析提出，科技创新投入的大规模增长并没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甚至出现了“研发成倍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悖论现象，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科技创新困境”。

背后原因复杂多样。目前学界几种主流的说法认为，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过低、研发系统与生产系统的长期制度性分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未能有效协同等因素可能导致困境的产生。

当整体陷入困顿，个案探索就有着无限价值。庆幸的是，每个城市都基于科研基础、产业特色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开展创新的突破实践。研究团队总结梳理现有的五条突围路径。

第一种是北京模式。从2016年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到2021年提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科创突围的关键词是走向国际。作为首都，这里拥有最坚实的科研基础与最强大的科研经费投入，而多轮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创新，吸引大批量国内外顶尖科技人才，有效避免了研发人力资本严重落后和偏离于科技创新投资的情况，从而提升创新效率与质量。

第二种是深圳模式。其经验在于建立“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该条被国家发改委写入《深圳经济特区5方面47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进行推介宣传。同样是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高度融合，与北京科研驱动的模式不同，深圳更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需用一体。

第三种是长三角模式。这里民营经济同样活跃、市场接近度高，但与深圳的龙头明星企业引领创新不同的是，长三角的科创主体多为腰部企业。在大量的合作、分工、交易之下，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技术交易市场网络，并涌现了大量与之配套的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大大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在中部地区，武汉与长沙则呈现了两种不同路径的探索。科研基础稍好的武汉，代表第四种模式。围绕高校科研成果形成了链条完整的转化路径，即校内研发、周边孵化、大学科技园成长、高新技术开发区规模化的“四级跳”模式。从企业创新创业的全生命周期给予系统帮助，这是东湖高新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的经验所在。

第五种模式的引领者，长沙则提出建立全球研发中心的长远目标，一方面聚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另一方面打造知识生产与生活休闲“双中心城市”，通过生活质量等差异化优势来吸引一线城市研发人才回流。

综合五种模式来看，破解“科技创新困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研发与转化环节，从创新内部链条来到更为广义的创新生态营造与创新企业培育，包括人才、资金、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等多个维度的突破与进击。这需要更多相关主体参与其中，共同缔造中国诸城的科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