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一个人要获得生活的真知，或许不会选择小说了

近二十年来，格非以四年一本的速度出版长篇小说。他视写作为思考的延伸，认为从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写实主义文学，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今天的个人经验已经高度同质化。（受访者供图）

年近六旬，作家格非依旧保持手艺人时代的工作习惯，拒绝使用电脑写作。他不会五笔打字，智能拼音输入法，一个字后面总跳出最常用的搭配，他警惕现成的词汇，认为一个普通的、被用烂了的词，难以准确达意，系统在这时反成累赘。手写则不然，“字句在脑子里，随时可以写出来，不会中断。”另一重原因在于，坐在电脑前写作，他没办法抽烟。

格非每天花费六小时写作，从上午9点写到下午3点。前三个小时常常是为了将头脑写热。“写作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还没有预热就停止了，写什么都感觉不对，”他说，预热阶段，哪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不慌张，“都在脑子里，最后两个小时可以很从容地写出来”。

讲话时，格非习惯将头微昂，偏向一侧，言语常常充溢笃定。2024年2月底，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午后，他的思维随着指间的烟一道燃烧。烟雾里，缭绕的是弗洛伊德、里尔克、卢卡奇。遇上关于个人经验的提问，他滔滔不绝讲起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对前辈作家的讲述终了，答案的轮廓也自动浮现。他曾说，自己是一个羞于谈论个人经验的作家。

最近二十年，格非堪称勤奋，以平均四年一本的速度出版长篇小说。格非的小说以呈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而为人熟知，他热衷在小说中带入哲学脉络，发表阐释。文学批评家丁帆曾撰文称：“作为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作者，他不希望让自己的小说平庸地‘活着’，他想打通文学与哲学的通道，让小说漫步在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家小路’上。”

格非成名于1980年代，和余华、马原、苏童、洪峰并称“先锋五虎将”，早期创作追求小说的形式实验，内容偏重抽象的精神问题。如今回看文学热闹而喧嚣1980年代，格非却觉得“混乱又无聊”“烦恼又烦躁”。

那时，写作者的口号是“不写作就跳楼”，格非和写作之间一度形成紧张关系。当时他留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大量的空余时间被扔在写作上。他坦承，那时性格急躁，总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中短篇，或者把长篇小说的一部分写出来。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没日没夜的”。

“莫言跟我说他写一个长篇就十几天的时间，拿着几条烟，几包方便面，待在地下室不出来。”格非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我年轻的时候身体也很好，后来慢慢地就糟蹋坏了。”

写作一度成为重负。他曾和余华交换感受：写完最后一个字后，如果感受还不错，可以把一个重负从肩上卸下来。

如今，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和写作建立了“正常的关系”。“在高校里当老师，空余时间相对多一些，这样你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开放式的时间长度里，不用太为时间操心。”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你知道后面有无穷的时间可以用的时候，你的心态平静。觉得问题可以慢慢想，一个小时想不清楚就想两个小时，后面还有五六个小时，这个时间都是可以为你所用的。”

采访间隙，一个骚扰电话打断了格非对1980年代的回忆。草草应付完电话那头的推销，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打趣：“银行有开门红政策，我这样的人能给银行提供什么呢？”

“他一生都在劳作，来不及恐惧”

在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子里，格非度过了少年时代。格非十多岁时，村里才通上电、修上公路。上小学，老师开着手扶拖拉机，带他们去几十公里外的铁道旁，看火车驶过，听到汽笛声时，混在一群孩子中的格非激动得直打哆嗦。

1981年，17岁的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翻开他城市生活史的第一页。在1980年代的华师大，人们“羞于谈论常识”，读书时，“我们去跟别人讨论《浮士德》《伊利亚特》和《神曲》，对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格非在旧文中回忆。

很长一段时间，乡村出身令格非感觉自卑。“以前，如果有人骂我乡巴佬，我一定会被激怒。”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他没有避讳，“我希望通过知识积累，通过学习，变成城市人。”如今，他接纳、珍视身上的农民特质，认为那是乡村文明代代承袭的印痕。他认识的台湾学者吕正惠，和人交往有一个奇怪的标准——祖上是不是农民，若不是，往往就缺乏亲近感。“我没到他这个地步，但我身上农民性的一面我不避讳，（对它）有最基础的情感。”格非说。

虽然被视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格非常说，“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不识字，但有些问题思考得远比他深入。有一次他买了新房，和母亲坐在天井里聊天，母亲忽然问：两百年以后，这个房子是谁住呢？格非的脑子嗡一下炸了。

“对于时间，一个农民有她的思考。”格非觉得，母亲的意思是警告他，不要得意，不要夸夸其谈，房子好不好都是人住的，两百年以后没法想象这个房子在谁手里。

这一点上，他相信托尔斯泰的看法。托尔斯泰认为劳苦大众不受无聊和文化的控制。穷人从来不无聊，每天养活一大家子，劳动到晚上，倒头就睡，没有那么多空虚感和人生困惑。因此，托尔斯泰对穷人充满了尊敬。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符合道德。因为一生都在劳作，养活家人和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甚至来不及恐惧，就算恐惧来了，也得扛住。”格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这个东西很有感触。”

2016年，《望春风》出版后，格非陷入了忧虑。当时的写作缘起于故土的消逝，老家被拆成瓦砾和废墟，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