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良知止于心中

东京“慰安妇”资料馆中的受害者资料
图片由苏智良提供

　　关于中国大陆“慰安妇”问题，我们的调查已经有１５年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凡是日军占领的地方都有慰安所，都有受害者。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个案越来越多，老人们不断去世，四五年前，我们萌生了建资料馆的想法，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韦绍兰和罗善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超越了当年怀孕的朝鲜慰安妇朴永心老人。我在云南、山西等地调查时就听说有慰安妇被强暴后生下日本孩子的，但愿意站出来揭露当年日军在中国实施性奴隶制罪行的，韦绍兰、罗善学母子是第一个，他们的存在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类资料馆，第一个在韩国，在韩国政府和民间力量的互动之下，资料馆资金充足。当然他们老太太也很能干，每个星期三都举行抗议游行，从１９９２年一直坚持到现在。
　　日本的资料馆建于两年前，也就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日本的一些左翼人士在早稻田大学内建起了资料馆，房间比我们的展馆还要小。他们的工作人员曾跟我说，开馆一年多，日本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报道过这件事。
　　韩国方面对“慰安妇”帮助最大，对加入了中国籍的朝鲜族“慰安妇”他们也提供援助，每人每月人民币５０００元。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我们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开始援助中国老人，每人每月１００元，后来增加到２００元，这些钱来自海内外的援助。自２０００年到现在，也是八年抗战，我们共接受了海内外捐款８８万元，到目前为止已没什么现金了。
　　我们的情况确实很窘迫。２０００年，一个大型的“慰安妇”国际活动——“民间法庭”在日本举行，各个受害国派团参加，连东帝汶这样的小国也派了代表团，台湾地区的华航给受害者免费提供头等舱。当时我一分钱都没有，我曾经找过一些地方政府，主管干部就问我有没有红头文件。找公司赞助，也没有下文。
　　后来，会议的主办方、日本的松井耶依女士任馆长的“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提供了大部分援助，最后我们去了３４人。本来还可以去更多的人，但在办理签证时，某两个省的官员一听被侮辱过的中国妇女要出国去讲自己的经历，就说，你还有脸面出国去讲，回去！所以那两个省就没有人去。
　　我见过一些企业家，他们说捐助青少年可以，捐助这些老太太总感觉怪怪的。我寻求出书时，有位编辑跟我说，苏教授你出其它的书我都帮你，你出“慰安妇”的这个书不行，太惨了，我不愿意自己也陷入痛苦之中。
　　我最希望在上海大一沙龙——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原址——建一个纪念馆。但涉及到动迁五十多户居民，恐怕需要上亿资金。现在大一沙龙的房子上海市文管会已经决定保留，这是个好事情，等待未来吧。
　　我希望大家多关爱她们。有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捐款寄给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