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从哪里找到足够的持续性的需求？

——保罗·克鲁格曼谈世界经济现状

在举行于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畅谈世界经济现状与问题。

所有人都在今天忙着还债，使得这场灾难越陷越深，而虽然中国等国拥有高额储蓄，但全球经济尚不知从哪里找到足够多的需求来支撑复苏。

作为去年新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不仅成功预测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由美国波及世界的经济衰退，他还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大胆直言的方式监督和批评美国新政府挽救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政策。

4月13日，本周一，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召开外国媒体记者招待会。本报特约撰稿人特此记录，以飨读者。

一同借钱，一同还债

所有机构都在同一时间试图做同一件事 （即付清债务），使这场灾难进一步陷入到今天的地步

如果先把探讨公有资产和私有资产的区别放在一边，而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为什么我们到了如今这个糟糕的状况，也许会让人看得更清楚。

在泡沫破灭前，大家（指主要投资机构）都试图在同一时期借更多的钱，投资更多的资产；而当下的情形则是大家又在努力储蓄，或在去杠杆化的情形下（de-leverage），很多机构又在同一时间想方设法卖掉更多资产以努力还债。这种非常矛盾的现象，自然加剧资产价格下降，而使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目前政府巨额投入的策略也使得情况变得更复杂。一些企业因此减少了债务，另一些机构可能还清了债务，所有机构似乎都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状态。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一些主要的机构在同一时间采纳指向不同方向的策略。根本的问题不是大家是否需要调整其欠付的债务，而是所有机构都在同一时间试图做同一件事（即付清债务），这才使我们进入到这场灾难后，又陷入到今天的地步。

如何才能真正解救这场危机？目前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打破这个错误的恶性循环，即所有人都想在同一时间还债。

美国是否应借鉴当年南美债务危机和日本的十年教训？在1992-1993年南美市场出现债务危机时，我们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如迅速关闭了一些中央银行，为什么现在却没有再采取一些相似的政策呢？我们应该记住日本的教训，现在美国的情况与10年前日本面临的困境相似，甚至还更糟糕。但我们却没有吸取其教训，依然推行着类似于日本当时现在看来毫无效果的拯救措施。

当然，挽救经济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应该加强信用等级，并让贷款人控制一些原始的贷款额度。实际上早在2005房贷已出现危机的端倪，如果当时能及早制定一些严格的贷款法律规章，也许现在就不会看到这样深度的危机了。

复苏？

很有可能我们会在11月前后看到复苏的迹象，但失业率还将持续跌落一年左右

我们通常对衰退的基本理解就是所有的经济指数都在下降。一旦看到一些行业指数开始上升都容易理解为那意味着经济回暖。如2001年的衰退的确就在当年的11月开始回转，因为当时的工业指数和GDP都有所回升；然而失业率却持续下降一直到衰退到一年半以后。所以针对这次危机的复苏，很有可能我们会在11月前后看到复苏的迹象，但失业率还将持续跌落一年左右。从这个角度看，伯南克的观点（经济将在今年底前复苏）也许不错，但我们很有可能并不能切身地感到经济的明显复苏。

除此之外，我们更不能对可能爆发自其他某一个国家或来自如商业地产等某个行业的新危机掉以轻心。如果回顾大萧条时代甚至近期的经济危机，在其曾经的复苏历程中都经历了几起几落。尤其是几次衰退过后，失业率都会比之持续得更长。而且还曾有过复苏之后消费指数急速下滑的纪录。

不要遗忘历史。就在不久之前2002-2003初的美国经济，虽然在2003初经济危机就已基本结束，但从就业率角度看那个阶段的情况仍很糟。

G20相较以往的国际会议确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如给IMF注资5000亿美元并增加2500亿特别提款权（SDR）。虽然这个数额还远未达到预期的额度，但客观地说绝对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特别对于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国家。

对于期待这次会议通过一项国际规模刺激经济方案的人们，或期待通过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的国家可能会感到一些失望。但无论如何，以现实的眼光看待这次全球危机下召开的会议，仍然比较成功。

至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走出现在的困境，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不能确定全球经济可能会从哪里找到足够的持续性的需求。

目前世界上，中国和其他的几个国家拥有非常高的储蓄，至于哪里的经济投资作好了充足准备以吸引那些储蓄，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挑战。

改变金融体系

未来的改变并不重点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变化上，而是金融体系的改变

至于金融欺诈，究其责任，美国在过往25年中创造的现代金融体系应该负责。很多业内专家都有责任。即使在这么多年的金融商业运作中没有直接的欺诈行为，但他们在参与创新这种体制的过程中，尤其最终使之转化成一些有欺诈功能的系统时，相当于欺诈。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奥巴马政府的认同，即使政府现在做了些努力但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美国联邦财政部现在参与咨询和制定解决这场危机政策的很多人，都是来自当初的金融体系内部，甚至是参与制造这场危机的人士。也许等问题发展得更严重，欺诈的问题才会被政府视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当前的危机是否会改变人们对现代金融体系的继续追求，而回到传统的金融系统中去？如果我们自此没有一些重大的改变，未来将会面对更多的危机。然而未来的改变并不重点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变化上，而是金融体系的改变。

自从上世纪30年代之后的四五十年，我们的金融体系十分保守安全。但到了80年代被新的更加开放的金融系统替代后，金融行业由此而来的繁荣反而伴随 了更多的灾难。如果从欧洲人的角度看，更多的政府管理机构也许能使美国的发展拥有更大的安全性。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在金融体制上开发出更多的监管措施。

美国、中国与欧洲的问题

美国政府对企业倒闭过程的控制，是否真能改变未来产品的消费市场

中国对美国投资的主要风险可能是，如果美元变得更脆弱，就可能没有扭转资本亏损的多样选择

东欧目前的经济状况几乎是10余年前东亚危机的重现

虽然没有进入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领导班子，但奥巴马政府绝对关注我的观点，也联系并希望倾听我的一些意见。我毫无被忽视的感觉，我有足够的渠道面对公众，包括我的专栏和博客。

奥巴马政府当下的救援政策并不是在想办法毁掉工会系统，而是试图躲避企业完全崩溃，从而避免陷入需要政府巨大津贴补助的泥潭。

我们应该理解政府面对的难题和挑战，但很怀疑政府对企业倒闭过程的控制是否真能改变未来像通用汽车这样产品的消费市场。消费品市场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一家航空公司倒闭后照样有人愿意乘坐其航班，因为他们仍能提供相类似的服务。但汽车公司如有问题，人们就会担心购买其名下的汽车，日后倒闭肯定会影响一系列相关维修服务的提供。所以很担心政府对其救助的战略是否有效。

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投资的风险？虽然中国大量地购买了美国国债，但其都是被联邦政府担保的。因此中国的投资并不会面临丢失大量资本金的风险。主要的风险可能是如果美元变得更脆弱，将阻碍中国未来一揽子投资的种类。这可能是潜在的风险。

东欧目前的经济状况几乎是十余年前东亚危机的重现。澳大利亚在几年前东欧债务上的激进表现，现在看起来有非常大的危险。继冰岛经济崩溃之后，爱尔兰的经济状况也很不看好，澳大利亚很有可能是排在其之后遇到大麻烦的国家，除非有什么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