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谈全球史：要理解中国，还要把它放在世界的背景里

葛兆光近照。受访者供图

“这是我这几年做得最花力气的事。”谈及新近出版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历史学家葛兆光说道。他已经74岁，眼睛耳朵都不好，自觉“没有精力做新的东西”，因此几乎很少接受电视或视频类媒体的邀约，总想留出更多的时间给“想做而且还能做的事”。

熟悉葛兆光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近乎“刻板”，学生段志强就说：“只要葛老师在复旦，基本上就可以推测他什么时候会在哪个地方。”

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葛兆光不满足于仅做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他从古代中国做到周边，从周边做到全球。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即使没有阅读过他全部的作品，仅仅从《声回响转》这样的讲稿结集中，都能管窥一全豹，感受到葛兆光视野的宽广。

葛兆光出生于1950年，10岁就和父母一起下放到贵州，初中毕业后去了苗寨做知青，直到28岁才有机会考入北京大学。这些经历显然塑造了他此后的问题意识，也让他始终保持对现实的关切。某种程度上，葛兆光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从来没有把教书和研究仅仅看做一个职业，而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事的工作和个人的兴趣一致，就是韦伯说的‘学术作为志业’。”年轻的时候，葛兆光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喜欢打球、下棋、绘画，也写过小说和剧本。“这些现在都不做了，别人看着可能很无趣，但我每天在纸上世界觉得很愉快，所以有人说我，是在地图上旅行，在书本里穿梭。”谈及漫长的学术生涯，葛兆光显得知足且愉快。

过去六年，葛兆光几乎花了一半时间在一档叫作《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音频节目上，这个节目的初衷之一是希望“让历史超越国家，不再让国境限制历史学家的想象，寻找一个笼括全球的、联系的、互动的、交往的历史”。前三年里，邀集了二十多位学者通力协作，才完成了节目录制。每一位作者的稿件，葛兆光都做过仔细修改才能播出，后来要编撰成纸书，他又再一次修订和增补了不少内容。

段志强是“全球史”节目的主力参与者，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整个团队一直处于焦虑中，首先是找不到作者的焦虑，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力量没有那么强大，再限制特定主题，就只有少数学者专家，同时还要求他（她）能够写作面向大众的文字，还要有意愿和时间来参加这种项目……中间也曾遇到过作者因为各种原因退出，要尽快找到别的作者……但即使如此，两年半的更新中，只有一次“开了天窗”，没能如期更新。作为葛兆光的学生和同事，段志强不但承担了部分稿件的撰写，也是节目的“声优”，负责整个音频的声音录制，深度参与了整个过程。“撰稿的过程总是学到最多的东西，对我来说虽然很早就接触到全球史的理想和方法，但实际系统的写作感受还是不一样。”他说。

清华大学历史学者宋念申参与了“全球史”最后一章的撰写，认为这档节目其实给专业学者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他发现过去的历史学训练，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致还是集中在一个区域，甚至区域中的一点，“但当要书写跨区域的内容时，就需要用流转的视野重新认识历史”。宋念申感慨，如今的学术机制让学术工作越来越职业化，但学者将历史叙述转化成平易近人话语的能力却在减弱。“参与这样的一档节目是不能计入学者的工作KPI的，”宋念申说，“但在葛老师的提示下，大家做了一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葛兆光在制作这个节目的过程中，也常常觉得所知太少，他感慨道：“历史真是一个浩瀚世界，知识需要不断更新，视野还是要不断放大，这也是重新认识历史的途径。”

从2019年6月1日节目首播，到2021年12月14日节目结束，整档《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播客共有6季加上番外二百多集，葛兆光又花费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将其编纂成为一套三卷本一百多万字的书籍。在2022年春天，因为疫情他被困在家中，一边应付生活中的各种不便，一边每天抽出七八个小时和书籍“搏斗”。等到整部书稿被一片密密麻麻的红字覆盖后，夏天也悄然而来。

2024年4月，三卷本的书籍《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付梓出版，葛兆光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他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这幅15世纪的画作表现的是来自遥远东方的香料被运往西方，而画中人物正在贩售这些香料，展现了欧洲商人与全球贸易网络的联系程度。这幅作品被收录在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凯（Rustichello）的《马可·波罗行纪》中。理想国供图

人类越来越走向联系的全球化

南方周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最初是一档音频节目，现在发展为一套书，这背后的缘起是什么？

葛兆光：2018年，梁文道正在主持“看理想”音频节目，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一档历史节目。那段时间，我正在琢磨怎么在中国做全球史，也想了很多问题，总觉得中国有关全球史的理论引介不少，但真正去做一部中国的全球史的却不多，所以，我想干脆借着这个平台做一个（全球史）节目。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第一，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全球史；第二，全球史跟过去流行的国别史，和以国家、区域组合的世界史不一样，不仅是一个历史叙述的新形式，而且有让听众形成世界公民意识的责任；第三，从1990年代以后，全球史确实是国际学界一股很大的潮流，它能够发现过去历史叙述中被压抑、被遮盖的地方，中国学者应该去“预流”。

我过去是做古代中国史的，但这些年，越来越希望把视野扩大，也就是理解历史中国的背景，要扩大到周边，后来又觉得，甚至周边都不够，历史上中国不光是跟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