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学校三弟子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

“你等会”

1984年2月15日，台北中山楼。国民党二中全会正在召开，蒋经国的办公室离会场不远，从舞台左边的小楼梯走上去就可以看到，办公室备有床铺，多数时间，蒋经国躺在那里休息。中常委们都在观望，究竟是谁从那个小楼梯走上去，谁又走下来，每个人都期待被蒋经国找去，这意味着有机会升迁。其时，蒋经国正为他就任第七任“总统”寻找一位副手，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辉获得了上楼梯的机会。

很多年后，李登辉回忆说，“后来我有机会当上‘总统’，做一些事情，最重要的瞬间，就是二中全会获得‘副总统’的提名。”从那时起，李登辉在“蒋经国学校”开始了漫长的“潜伏”，他即将全面参与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之路，并在其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在李被“钦定”后，台北政坛开始流传一个段子：在那次会议上，蒋经国进洗手间时，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追至走廊询问蒋经国属意人选，蒋经国说“你等会”，结果这句浙江口音浓重的“你等会”，被蒋彦士误听为“李登辉”，并且利用这个空档转告给了诸位中常委，于是李登辉顺利被举手通过。笑话归笑话，却也能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精英心目中李登辉的分量与形象。

参考资料：
彭怀恩《从政成功到马英九：台湾政治变迁史》，（台北）风云论坛，2008年
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1998年
王铭义《该出马时就出马——金鱼缸里的马英九》，（台北）商业周刊出版公司，1998年
李登辉《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台北）允晨文化，2004年
张炎宪等《李登辉先生与台湾民主化》，（台北）玉山社，2004年

李登辉1923年出生于台湾淡水，1940年代，作为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热血青年，曾两进两出共产党，1950年，在岛内大环境的压力下，他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从此长期受到政治监控。1971年，受本省及外省友人的强力保荐，加入国民党。此前，李曾遭警总约谈17小时，询问持续一周，“足证蒋经国曾经企图澄清一些疑虑”。1972年，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李登辉以政务委员入阁，时年49岁。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李登辉虽历任台北市长及“台湾省主席”，但一般人对他的印象，仍不过是个受益于“吹台青”政策（1970年代以后，在本土化运动的压力下，蒋经国拔擢体制内的台湾籍青年才俊）的农经专家。

李登辉自己则早有预感，1983年7月，他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工作报告《省政府向下扎根的做法》，就获得蒋经国很高的评价。李登辉后来回忆说，“后来他为什么放心让我去当‘副总统’，我的想法是，第一，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早过世；第二项，就我看来，蒋经国多少受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选择我，可能是认为我和他具有同样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而且当时要求本土化的气势很强，他只能加强台湾的本土化，这样国民党才能生存。”

“宁信白种人的谎言”

同样是1984年，宋楚瑜结束了他“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兼“政府发言人”）的5年任期，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这一年出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还有马英九，这位34岁的年轻人，三年前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经人介绍，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成为“蒋经国学校”中最年轻的一员。彼时马英九还是一个胖子，有时候，他在完成翻译工作起身后竟把椅子也“带”了起来，不免惹人发笑。要再过十多年，台湾进入真正的电视民主时代，瘦身成功的马英九才可以在全岛刮起持续不断的“马旋风”。

在蒋经国身边的日子里，马英九始终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扮演的是技术性官僚的中性角色，虽不显山露水，却也避免了卷入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和马英九不同，作为湘潭同乡的宋楚瑜个性鲜明、喜怒形于色，常常不按理出牌，这一点在选举时代会看得更加真切。不过在1978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建交、与台湾“断交”前夜，正是宋直奔士林官邸，唤醒已经入睡的蒋经国，告知他美国驻台代表希望次日会见。蒋经国事后大赞其应变能力，一个月后，任命他为“新闻局局长”。

作为台湾历史上最年轻的“新闻局长”，宋楚瑜显然是尽职尽责的。1979年年底，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次年1月25日，英文流利的宋局长在台北向新闻界公开抨击美国《新闻周刊》对事件的报道，称其报道为Yellow Journalism（黄色新闻，意指其报道风格小报化与哗众取宠），“宁信白种人的谎言而不信黄种人的真话；白种人的优越感使其认定黄种人无诉诸司法能力，而先行代为审判”。有意思的是，26年以后，宋楚瑜“搭桥之旅”访问大陆，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两次举起手中最新出版的《新闻周刊》（当期封面为“中国的世纪”），深情地说：“世界有多大，中国的机会就有多大。”

在就任“副总统”前，李登辉曾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同游。李洁明后来说，这是因为蒋经国希望日本背景浓厚的李登辉也能“熟悉美国观点”，通过私下接触，他评价李登辉“是聪明的政治人物”，对民心颇有了解，公开场合谨守国民党路线，私底下却很有主见。

李登辉后来说，当时虽然身居国民政府高位，但也经常看党外杂志，“这些杂志很有趣，我可以让秘书帮我去买，就说我要检查就好了。”只是，在涉及到政论杂志的言论问题如何处理时，他仍对蒋经国提出个人看法报告：“希望以刑法为主。”

“那时候《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还没公布，我的主张是依法处理，不要用行政命令取缔，我建议以刑法处理，其实就是建议用《出版法》处理，有明确犯罪事实时，依明文规定以有期徒刑方式处理。”他为自己辩解。

1985年3月28日，《中央日报》以本报记者名义刊载李登辉访问（巴拉圭）归来一文，主标题“李‘副总统’远行归来”，副标题“工作繁忙了无倦容”，文章特别赞誉李登辉“深获‘蒋总统’倚重”、“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李登辉说，他当时就觉得报道“殊有不同”，“一看就知是有意写成。蒋经国只要跟文工会说：写点东西。他们就会刊出一大堆这样的文章。”

当时担任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正是宋楚瑜，文工会也是戒严时代国民党管制媒体的重要机构，李宋有时需要沟通，以确定如何把握舆论导向。以4月9日为例，李登辉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三时报告‘总统’：‘十信案’后，民众士气低落，如何回复？文宣工作如何处理，与宋主任谈论事，请示‘总统’裁示。”

讨论的结果是，“加强文宣”。

“情同父子”

在“蒋经国学校”，“校长”通常不会把话讲得很具体，“他的话都要让人去猜，最多他只是告诉我，‘我身体不好，有些事请你多帮忙。’”如是，李登辉不仅学习了如何面对民间问题，更修炼了官场的手腕——这一点，未来宋楚瑜会有切身感受。

1986年2月7日，农历前一天，蒋经国特别指示：新年度，与党外人士之间，设立管道沟通，指示李登辉多参与。“他可能会想：党外的力量愈大愈好吧？如果是我，也会抱持这种想法。毕竟党外的力量一旦壮大，国民党内的人就不好过日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改革，否则他们是不可能有所改变。领导者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事情，不是说单单只考虑国民党要如何发展。”李登辉说。

这一年，《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访问台湾，蒋经国认为邮报旗下的《新闻周刊》对台湾不友善而不愿见她，宋楚瑜劝他：“你把一些重要的政策向她说明，也许会有好的效果。”9天后，蒋经国接受葛兰姆独家专访，表示台湾即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坐在两人中间担任翻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我把经国先生对访客所说的‘我们即将研究终止紧急命令（解除戒严）’”、“开放政治团体合法化（开放组党）”等关键词汇，逐字、逐句，精准地翻译传递给访客知悉后，当时强烈地感受到，身体犹如有电流通过任督二脉一般，通体舒畅，有一股参与历史的强烈使命感，令人振奋不已！”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任“代总统”，在之后的13天里，他每天上班前，都会到蒋经国灵前祭拜，以显示自己不会改变其路线，直到第14天。

1月2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登辉入选代理国民党主席一事，宋美龄不希望看到本省势力坐大，故反对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兼任党主席，会议陷入僵局。此时，宋楚瑜越次发言，站起来质问中常委，要他们拿出党心和公心来，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李登辉当选的提案。

这“临门一脚”成为扭转历史的关键，也成为此后五六年李宋“情同父子”蜜月期的开始。次年5月，李登辉投桃报李，宋楚瑜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更近权力中枢。

“被李登辉骗了”

李登辉执政之初，为免引发党内反弹，尚谨言慎行，但从1990年起，开始以渐进变革的方式瓦解国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并最终大权在握。

为了拔除掌握军权的郝柏村的力量，李登辉在1990年6月出人意料地任命郝柏村为“行政院长”，依法郝柏村必须辞去军职。李借助郝柏村的强势作为，动员军警力量扫荡犯罪，赢得了民众对“治安内阁”的支持。可是在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李登辉于1993年以“修宪”完成为理由，要求“内阁”总辞，郝柏村被迫辞职，由李所提名的连战出任“行政院长”。

1992年12月，“立法委员”全面改选，改选后的“立法院”，本省人的比例已达八成以上。此时，李登辉想要换掉郝柏村的意图极为明显，台北街头出现以外省老兵为主的示威游行，高喊“拥护郝柏村、打倒李登辉”，这个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外省人、本省人的势力消长——在此之前，只有民进党等本省人势力才会采取街头活动。1994年4月30日，李登辉更发表了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场所的悲哀》，提到了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及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令不少国民党人直呼“被李登辉骗了”。

但李登辉推动的三次修宪，也进一步终结了威权体制，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1991年5月1日零时起，台湾终止“动员勘乱时期”，1994年12月3日，台湾省省长与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举行，地方自治得以落实。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李登辉以54%的得票率当选为台湾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政治就是硬球，不知道到底是你玩它还是它玩你。1994年以拿下六成票数当选首任民选省长的宋楚瑜，就被玩了——他的民意支持度一度超过了“总统”李登辉，但在他省长任期刚刚过半时，李登辉喊出“冻省”，宋李关系由此急转直下。

1999年，宋楚瑜自行宣布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李登辉为保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将宋楚瑜开除出党。同年12月，李抛出“兴票案”，指责宋楚瑜之子的“中兴票券”账户中有来历不明的1.4亿元新台币。宋楚瑜长期树立的清廉形象毁于一旦，原本领先的民意支持率一路狂跌，最终以3个百分点之差输给陈水扁，苦涩地“成就”了台湾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李宋至此彻底反目，再无往来。

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台湾196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运动，其动力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族群主义，党外人士经常高呼“台湾人出头天”的口号就是一个佐证。如果承认这个前提，那么李登辉在掌权后的一系列举动便不难理解：因为仓促接位时缺乏权力根基，为了对抗国民党内的既有势力，故必须通过民粹的方式，吸纳民进党“族群动员”的资源，同时，为了斗垮国民党的非主流派（1993年分离出去，成立新党），必须拉拢财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和地方派系，于是也造成了黑金政治的蔓延。

1993年，马英九任连战内阁下的“法务部长”，严办地方上的黑金势力，由于办案力度过猛，成为党内箭靶，“总统”李登辉干脆直言，马“差点把国民党搞垮”。在强大压力下，1996年，马英九转任闲职。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1988年以来的台湾，由于报禁的解除，很快步入媒体政治时代，官员的形象以及对民意的回应，迅速成为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柏村的前任李焕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有一次在主持“国建会”并向海外学人介绍政府首长时，刻意透露，“英俊潇洒的马主委（时任研考会主委），最近受到许多女性的‘打扰’……”此话并非“新闻”，但藉由“行政院长”口中说出，倒确实反映出台湾社会的某种变化。

事实上，从政这些年，马英九一直是媒体宠儿。资深媒体人王铭义说，记者打电话找小马哥，不管是马秘书、马副主委、马发言人，或者马“部长”，他都会亲自接听，电话留言也尽可能回电——此外，记者们还赠他一绰号“马更正”，盖因他经常来函报社要求更正相关报道。

有人说，过去20年的台湾政治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台湾政治人物的“变脸史”，马英九“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持了其清新廉洁的形象，殊为不易。

1997年，白晓燕命案后，政府形象跌入谷底，除了对治安表示担忧，民众对政府处置口蹄疫事件也极为不满，游行中一幅标语这样写道：

猪死了，没有人下台

人死了，没有猪下台

马英九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拒绝“行政院长”连战的一再请求，坚决请辞，“治安败坏，政府难辞其咎，这不是某一个人有责任，我个人感到愧对国人，我要认清自己有共犯的责任。”

对于他的辞官，有人质疑他“以退为进”、“维护自我的政治洁癖”，而他激动地回应：“我不能再蒙着眼睛，继续混下去了！现在当政务官，走在街上都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一年后的1998年，马英九在最后一刻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并由李登辉出马，以“新台湾人”的称呼为他“刷新”外省人之身份，成功击败希望续任的陈水扁，台湾政坛开始响起清晰的“马”蹄声。

10年后的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当选第十二任“总统”，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按照亨廷顿“双翻转”（two turn-over）理论，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若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和平转移政权的过程，则可视为完成民主化。如是观之，马英九胜利，标志着台湾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蓝营过去和现在的领袖们是否会借这个机会实现“大和解”尚不得而知，但当他们向蒋经国的遗像三鞠躬时，想必会有难以尽言的况味。时代，真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