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家庭的医疗史

来自同一家族的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面临疾病时,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医疗路

来自同一家族的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面临疾病时,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医疗路 

2006年,海南六弓乡卫生院,设备简陋,存放200多种药品,医务人员只能开展一些小的外伤手术,算账也还用古老的算盘 图/黄一鸣

都昌县精神病医院 图/谭翊飞

医护人员正在给幼儿做检查 图/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时间交汇在1996、1997年左右,一个家族的两个家庭从此分别进入了漫长的与疾病斗争的日子。

在一张泛黄的家族全家福照片上,仍可以显示出这个贫穷家族人丁的兴旺。1984年,这个家族的长者90大寿,直系旁系亲属从各方远道而来,拍下了这张照片,总共有四五十人。

家族内部的分化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世代务农的一部分人凭借贫农身分、个人的努力和运气进入了大城市武汉,后来这个家庭培养了令整个族人骄傲的留洋博士。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儿孙们,仍然留在江西省都昌县务农,少数人靠着城里亲戚“关系”的提携,进入了当地市、县,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城里人和国家干部的生活。

乡村和城市的差异是巨大的,在1996、1997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在疾速变化。农村的税费负担在那几年达到顶峰,农民开始了汹涌澎湃的南下打工浪潮,农村多剩下老弱病残。旧农村合作医疗已土崩瓦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那时已经开始试点,但因为农民负担沉重,需要农民缴费的新型合作医疗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总方针相冲突,一直止步不前。

在城市,医疗卫生体制经历了1992年混乱的国家甩包袱式的改革后开始逐步回到正轨,1998年,伴随着国企改革攻坚战的进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企业办社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一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新组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以局长身份执掌这个机构,后来却发现他是一大蛀虫。那几年城市的改革如火如荼,与之伴随的包括住房体制改革、高校扩招等等。

至今为止,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城乡为界,分为二类,一类为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类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此外,公务员和部分大型国有事业单位仍然实行公费医疗政策。

1996年,18岁的江西省都昌县汪墩乡茅垅村的姑娘陈春初中毕业,开始跟随打工大军南下,她先后去过广东、浙江,此前她从未去过县城。打工很不顺利,不是被骗就是求职无门。

1997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份电报来到这个小村庄,电报来自江西鹰潭某派出所,让陈春父亲陈钢去领女儿。陈春被拐骗了,被派出所解救。

谁也不知道她被拐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回家后,陈春变得喜怒无常,有时还点燃家里的被单。村里人知道:她疯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病如魔咒一样缠绕这个家庭。

此前一年,1996年,远在武汉的陈春的二奶奶刘菊也患了一场大病:脑溢血。一位名医来到了她家,刘菊马上被送往了附近的大医院,但此后的十多年,疾病从未脱离过她。刘菊1954年随丈夫来到武汉。她刚到武汉时靠帮人带小孩、洗衣服度日,1975年才开始参加工作,去了一家街办塑料厂,1985年退休。不像陈春,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刘菊最初享受厂里的公费医疗,后来转为城镇居民职工医疗保险。当然,比保险更有效的是,她的儿子从剑桥博士毕业回来后,跻身成功人士,家庭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无论贫富,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然而,这里的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人——一个城里人和一个乡下人,几乎同时患病,却开始了长达11年大相径庭的疾病旅程。

噩梦

陈春母亲回忆起这11年来的经历仍像在噩梦中一般,心里在打颤。

有一次,凌晨1点,下着倾盆大雨,陈春母亲将邻居们叫醒,8个中年妇女,一个个穿着红色的上衣,抬着象征着邪恶灵魂的稻草人,往西北方行走,送到几公里外的指定地点后将稻草人烧掉。那几天,从不迷信的陈家请来了道师,在家中搭起了灵台,然后按照道师的指引操作。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没能治好女儿的病。

陈春她妈为什么要信这些法师呢?她回忆起来也觉得荒唐,只是病急乱投医,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

陈春她妈还记得,女儿第一次自杀那天,也是劳烦了乡邻,大家把竹床倒转,将喝了农药的女儿放在上面抬往汪墩乡卫生院治疗。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救,一个乡亲已经买好了纸和爆竹,并且派人去村外的一块荒地上搭起停放尸体的棚子。陈钢觉得只要女儿有一口气就要救,后来终于救活了,只是手已经被针扎得不成样子,开始流脓。

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住院一个礼拜后,实在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不得不抬回家。父母开始四处为她寻找民间偏方。当时,茅垅村的老村医改行不做了,一个在外地做学徒3年的新村医开始接手,他将私藏的民间秘方交给了陈钢,5角钱一粒,结果治好了陈春手上一直消不掉的肿。

这个家,也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女儿见人就破口大骂,根本没有人进她家门。有一次,女儿将一瓶除草剂倒入菜中,亲戚吃了全都肚子痛,幸无生命危险。还有不知多少次,陈春半夜突然拿起锄头砸父母住的房门。也不知多少次,陈春突然拿个木棍朝父母迎头劈来,还有时是一碗开水,或是别的。父母的痛无处诉说。

家人及亲戚对陈春的态度也有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怕恶,打几次就不会乱来,她父母始终下不了手,即使自己被女儿打得流血。也有人建议,应当关起来,父母也关过陈春一段时间,可房间大便小便不分,最终还是放出来。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钢一家一贫如洗,还经常借债,遭人白眼。在收到那个电报的一个礼拜后,家人决定把她送到九江市精神病医院,每天的费用高达70多元,一个月两千多元。陈春她爸说,“那里的医生,问了几句情况怎么样,就叫心理咨询费,一分钟不到,账单上就二十多块。” 这些都是自费支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进进出出几回,九江的亲戚也有些厌烦,打电话给陈春她爸:“还不接回去,你有多少钱这样耗得起?”

那些年,农村的精神病患者逐渐多起来,村里就有七八个。据都昌县卫生局统计,全县80万人口,精神病患者有3万人,重症患者有4000余人。后来,都昌县有了精神病医院,是属于“招商引资”的项目,那个老板靠在各地开精神病院赚钱。即使如此,这家医院的收费比九江公立的精神病医院还是要便宜很多。陈春还被送到过这个医院,有一次连续治疗了一年,6000元。

后来,都昌县卫生局吊销了这家精神病院的经营执照,原因是执业医师人数不足,硬件不达标。然而,庞大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这家医院像打游击一样在县城不同的角落搬迁,有时是旧民房,有时是旧粮库。至记者今年采访时,这家医院又刚刚不知去向。

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在茅垅村推行,农民看大病也可以报销。可是,这与陈春又没有缘分,精神病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之列。2008年,江西省残联启动了一项民心工程,精神病患者免费一年吃药,陈钢也为女儿领到了吃药经费,一天一元钱,一年政府补贴365元,杯水车薪。

陈春她爸想不通:为什么合作医疗要抛弃精神病?为什么医院总有那么多的达标标准?为什么公立医院比私立的还贵?为什么一个小村都有七八名精神病患者而一个县却没有精神病院?

在农村,许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结婚生子后会自动康复,这也成了陈春爸妈最后的希望。陈春在发病的间歇期,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将她拖向人生的深渊。

2004年,陈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方打工回来的阿亮。阿亮勤恳、诚实,个子与陈春一般高,父母做县城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不愁吃穿。陈春答应了这门婚事,双方父母也同意了。

在二人初次见面一个礼拜后,双方家庭为他们举办了婚礼。那天,敲锣打鼓,陈春穿着漂亮的衣服,握着一束鲜花,和新郎一起拜完祖先,就坐上接新娘的轿车进了阿亮家。陈春爸妈发自内心地为女儿高兴,希望从此女儿的命运有所改变。

可婚后第三天,亲家那边传来消息,陈春又发病了,摔东西,大喊大叫。她的丈夫胆小,不知如何是好,几天以后,就南下打工,他本答应过段时间接陈春去南方,但陈春又被送进医院,反复进出,仍由娘家照看。从此双方日渐疏远,终至杳无音信。

婚姻失败后,她又自杀过一次,偷偷在村里的杂货店买了一瓶几元钱的农药,幸好是除草剂……

这些年,农村男多女少,单身汉多了起来。虽然陈春处于病中,给陈春做媒的仍然不少。另一户人家又上门说亲了。对方年龄比她大许多,父母早亡,自己是石匠。这次,陈春主动地接近男方,还拉着未婚夫的手,大胆地向近邻介绍:这是我的老公。她老公则骑摩托车载她兜风,还给她买了一部手机。或许,这次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不多的时日,她怀孕了。又不多时日以后,她和老公吵架了。她的老公以南下打工的名义扔下她不管,他们也没有打结婚证,那次结婚也没有办酒席。她老公甚至不愿意要小孩,婚姻即将破裂。陈春父母下狠心带女儿去打胎,女儿不愿意,陈春父母也犹豫不决,在农村打头胎是很不好的事情。

这时,陈春叔叔来到医院,说了句“狠话”:“还不打,要是我的女儿,我哪让她到医院来打胎,我就用脚踩出来,踩死了算了。”陈春吓得乖乖地躺下。

陈春的父母至今仍自责那次打胎是否做错了。后来,她的病又发了,也治疗过。家人没有把她关起来,她时常出走,即使是三九寒天,有时睡在路边的稻草堆里,爬出来外面白茫茫一片。陈春她妈四处寻找女儿,每次女儿又总是一周、半个月自已回来,或是好心人打电话回来,半夜里,清晨,父母把女儿从一个个陌生的地方接回来。有几次,女儿出走,陈春她妈因为思女心切,差点晕倒,精神恍惚。

有人说,陈春没有病,只是闲得无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农村来说,这样的日子简直是神仙才有。也有人说,陈春的病不是精神,而是心理,她对人生绝望了,破罐子破摔。

现在,陈春经常整个下午坐在临街的太阳底下,有时唱着凄婉的歌曲,她总是一个人在唱,一个人在说,没有一个人与她说话。

11年过去了,陈春的爸妈因为异常的操劳而比同辈人显得更苍老,只是仍然没有放弃对女儿的希望,他们最忧虑的不是女儿给自己带来操劳,而是今后这一负担又变成其他子女的负担。

有时候,陈春父母说些气话:那次自杀没救还好,何必救了大家都在世上受苦。一个木匠在陈钢家做工,告诉他一则故事:他们村有户人家女儿也得了精神病,她父亲煮了一碗面条给女儿吃,几分钟后,他女儿就倒下了。煮面条之前,他已经叫好了近邻,让他们等下去他家商量事(江西农村,有人死去后,亲属们开会料理后事)。这样狠毒的事情,陈春的父母下不了手。

再次让陈春好起来是这个家庭全家的希望,可县城的精神病院已经被查封了,九江精神病院对他们来说是“天价”,合作医疗也不知何时能将精神病人纳入其中。

“命,一切都是命。”这是陈春爸妈对人生的解释。他们根据陈春的生辰八字查了一本算命的书,书上写了四句话,没有一句好话。陈钢说,她的女儿是苦命,命中定的事,谁也不能抗拒。

老人和名医

陈春的爷爷有兄弟三人,两个弟弟都在城市工作。二爷1952年通过考试来到了武汉教书。当时,退役军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却需要开始管理这个新生的国家。于是,只有从全国各地招收老师来教他们文化课。

二奶奶刘菊是两年后来到武汉的,她一共生了11个小孩,解放前生了5个,一个也没有活下来,解放后生了6个,活下来5个。他们在武汉过着贫民生活,靠帮人家洗衣服、带小孩度日,还要供养农村的年迈的父母。不过,当时房子国家分配,连热水瓶、脸盆也由国家发放,子女读书有国家补助,丈夫有公费医疗。他们熬过了几十年苦日子,1978年恢复高考,二儿子继续他们的奋斗之路,不仅考上大学,还考到国外留学,成为留洋博士。留洋博士学成归国,参加工作,家庭开始变得富有起来。

市场体制一旦运转,社会的活力便爆发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也加速起来。同样通过奋斗改变人生命运的是汪墩乡的一位乡村医生刘军,后来他和陈春的二爷成了忘年之交。刘军在1981九江医专毕业后成了汪墩乡卫生院一名普通的医生,当时他是属于为数极少的大学生分配下基层的医生,那时全国都缺医少药,汪墩乡卫生院连青霉素、链霉素等普通消炎药都很少。

这样的乡村卫生院显然不能栓住这位年轻医生的心。1985年,刘军考上同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后来他又去德国留学,归国后成为名医。

他在武汉一家大医院工作,每周都要接待数批老家去看病的人,有的人还需要他帮忙找旅馆、带去挂号。只要他回乡有人知道,他就别想休息,家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他看病。除夕夜也不例外,年夜饭吃完,大门一开,队伍已经排得老长。

武汉市拥有华中地区最强的医疗力量,同济、协和等医院首屈一指。因为治疗费用昂贵,同济、协和都不是医保定点医院,但即使如此仍然人满为患,江西北部的许多农民遇到大病也常到武汉求医。

陈春的二爷也是个热心人,只要老乡去看病,他都接待他们,有时还给他们一百、两百块钱。因此,他回家办八十大寿,许多得到他帮助的人都买了长长的鞭炮来庆贺。

1996年,陈春的二奶奶刘菊突发脑溢血,儿子不在身边,二爷爷先打了刘军的电话,刘军二话不说,马上赶过来抢救,并将她背下楼。那时,职工医保体系尚未建立,刘菊只在一家塑料厂工作过10年,退休后医疗也仍由该厂负担。那时,厂子效益较好,二爷去厂里领了5千元,看病花了3千多元,他又退回1300元,他的儿女们说他傻,领回来的钱竟然退回去。

刘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又能打麻将,也能缓慢地上下楼梯。他的儿子为她从外国买了昂贵的药物。过了几年,她一次走路不小心,摔断了腿,从此再也不能站立,生活不能自理。儿子为她请了保姆,每天给他们煮饭,擦洗身子。

虽然后来刘菊退休前的单位也帮她转入医疗保险系统,每月都可报销一定的医药费,但是她已经不在乎这些小额的医药费。她一个侄孙在武汉某私立骨科医院,她马上转到该医院治疗,由她的二儿子支付医药费。

后来的五六年时间里,她都由人照看,躺在床上度过。前年夏天,她过世了。骨灰于去年清明运回了老家,举办了安葬仪式。村里人说,她一生过得清贫,晚年依靠二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刘菊走完了87岁的人生旅程,而29岁的陈春却仍然蹲坐在街角独自吟唱,疾病带来的都是痛苦,但在村里人眼中,城里人刘菊和乡下人陈春的患病经历却有着不同的意味。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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