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好人——专访《拉贝日记》导演傅瑞安·加仑伯格

《拉贝日记》导演傅瑞安·加仑伯格

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从德国带来了第一座“约翰·拉贝和平奖”奖杯，颁给《拉贝日记》里饰演朝香宫鸠彦亲王的日本演员香川照之，奖励他“以非凡的勇气接演这部影片，承担起反思历史的责任”。托马斯·拉贝还通过日本驻德国大使，提议南京与广岛结成友好城市　图/华谊

2006年春季的一天，陆川团队的一名成员找到南方周末记者——《南京！南京！》的剧本在审查部门手里一拖再拖、迟迟不能获准立项，他希望能通过舆论制造一些压力。他说电影剧本卡在了外交部，而外交部又是受到了日本方面的压力。

南方周末记者给日本大使馆传真了一份采访大使的申请表，填写了希望采访的事由。对方很快回了传真，简单的、外交式的答复，大意是：贵国拍摄此类题材的电影，我国政府从未也不可能干涉。这件事就此搁下。

2007年3月22日，陆川在自己的博客里记下：“今天上午11点，《南京！南京！》获得了广电总局的正式立项。”距离影片剧本第一稿完成，过去了9个月。

2007年4月，陆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影片）立项曾经困难重重，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其中原因，也不是我能说的。”

基本上在同一时间，德国人傅瑞安·加仑伯格的《拉贝日记》也经历着类似的曲折。不同的是他可以比陆川多说一些。

3年前，“拉贝”申请立项的时候，从电影局得到的答复是：现在有好几个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项目，只能批准一个，要由中国导演来拍。获准立项的是香港导演唐季礼的《日记》。“他们要拍的和我们的电影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才有拉贝日记的电影改编权啊。”加仑伯格说。

事关三个国家的《拉贝日记》，在三个国家都多少遇到过困难。中国有官员不希望再表现虚弱的中国和受难的国民；日本人不愿意碰南京这个话题；德国人争论拍一部主人公是纳粹党员的电影是否合适。“拉贝”开始斡旋，《日记》的美国投资方得知改编权早有归属，放弃了投资。

《拉贝日记》完成后，加仑伯格在接受德国一个电影网站采访时说：“日本在影片里是十分敏感的话题，我们必须得到宣传部和外交部两边的许可。”

“这个电影说的是日本的问题，中国担心什么呢？”柏林一家网站的记者问道。“今天的中国希望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形象，但电影里他们是弱者；二来日本现在是中国的经济伙伴，我们得小心，不能把日本写得太负面。举个例子说，中国东海有一片大型油气田，中日在谁有权开发的问题上争起来，最后决定共同开发，为此中国的总理会见了日本首相。那么第二天就会听到说，这个电影还是先不要拍了吧。”

而当日本出版的历史课本里绝口不提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加仑伯格说他就会接到电话说：你们去拍这个电影吧。

最后，《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都拍成了。

4月24日晚，《拉贝日记》获得第59届德国“劳拉奖”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等四项大奖，这是德国电影学院和文化部共同颂发的奖项，也是德国电影的最高奖，也让当年的立项通过显得格外宝贵。

4月27日在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为《拉贝日记》创作方举行的接风晚宴上，与导演、制片人同来的还有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他刚与奥地利和平役协会联合设立了“约翰·拉贝和平奖”，从德国带来了第一座沉甸甸的奖杯。奖杯要在北京颁给《拉贝日记》里饰演朝香宫鸠彦亲王的日本演员香川照之，奖励他“以非凡的勇气接演这部影片，承担起反思历史的责任”。托马斯·拉贝还通过日本驻德国大使，提议南京与广岛结成友好城市：“我的信已经由日本大使转交相关政府了，我希望会看到那一天。”

4月28日，《南京！南京！》公映一周之后，《拉贝日记》在北京首映。这部中德合拍的南京题材影片与前者形成了“同题竞争”的局面。

不知约翰·拉贝，勿论南京大屠杀

南方周末：你说开始做这部电影以前对约翰·拉贝所知甚少，我想那时你也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在中日两国之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吧？

加仑伯格：对，那之前我都不知道约翰·拉贝这个人。制片人告诉我说要做一部约翰·拉贝的电影时，我问：他是谁？读完拉贝的日记之后，我很吃惊，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德国人怎么能不知道？这增加了我做这部电影的兴趣。

我想要是四年之前你来问我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我恐怕只说得上来那是日本人干的，别的就再不知道了。可能大多数德国人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有一些知道那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事情。在过去那并不是众所周知的。

南方周末：是“日本人干的”这样有限的了解，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加仑伯格：可能是从学校里知道的吧。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一直是摩擦不断，这是很多人都了解的。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对亚洲国家，不只中国，还有韩国等等的恐怖作为，我想大家都知道也应该知道。但要说得再详细一点，这些事情都是怎么发生的，前因后果是什么，那就很难讲了，因为非常复杂。

南方周末：拍《拉贝日记》的时候，都遇到哪些困难呢？

加仑伯格：老实说，在影片涉及的三个国家，都遇到这样那样的小困扰。在中国，曾经有官员认为这个电影里表现的中国是弱小的、受难的国家，是一群外国人帮助、保护、最终救了中国人；而他们希望中国的形象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要表现受难者，要表现英雄。但我想他们同时也知道南京大屠杀是了解中国的重要事件，那是中国的历史，拍这样的电影也没什么不可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阻碍，但最后还是没问题了。

当然在日本，也有很多障碍。他们对这个话题退避三舍，好像不存在屠杀，没有那样的问题。我们很走运找到了那些演员，他们说正是因为日本人都把这个话题当禁忌，我们愿意参与这个电影，因为我们觉得必须谈。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我们需要面对往事。

而在德国，拉贝也是很有争议的人物。在日军空袭南京的时候，拉贝用纳粹党旗保护中国难民，这很荒谬很矛盾，因为旗帜上的符号本身代表着党卫军和灭绝数百万人的大屠杀。我仍然觉得历史非常乖戾，充满争议；但正是因为这样，约翰·拉贝这个人对德国、日本，尤其对中国才更有意思。

南方周末：我知道有争议说你拍了一个“纳粹好人”，你会怎么应对这样的问题？

加仑伯格：这是更德国一点的问题了。当年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名单》的时候，德国也有过很大的争论，写这么一个人物是否合适。辛德勒是纳粹党员，而他在那部电影里是个英雄。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吧。这一回让我很吃惊的是，同样强烈的争论也发生在拉贝这个人身上。有人说，你居然拿一个纳粹党员来当电影的主角？

我觉得要是你看过这部电影，要是你不傻，能看明白……首先这个故事是真事，其次这个人物在故事当中转变了，最后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受纳粹所害，回国后失去了职位，失去一切。关键是他有胆量站出来对抗日本的恶行，为善而斗争，这个故事应该讲出来。如果他没有后来的那些遭遇，这个故事可能确实不那么合适。

我没资格指责日本人

南方周末：你为通过审查做过什么修改吗？

加仑伯格：我是第一次接受电影审查。我感觉这也是中国电影业的现实，在跟我们的交道当中，他们是可以跟你谈，听你解释的。所以剧本审查相当轻松。完成片的审查其实也不难，少数镜头因为暴力的缘故没有出现在中国公映版的影片里，拿掉了几个裸露的镜头……

我很难评价这个事，因为文化确实不一样。这个文化里很普通的事情在那个文化里可能是禁忌，我不能指责文化的差异。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部讲大屠杀的电影，要让人了解屠杀的本质，必须得有相当直接的暴力展现。我当然希望不剪，不过最终这些删剪不至于改变电影的整体观感。

他们告诉我中国没有电影分级制度，我也理解，要是七八岁的孩子看到那样的镜头，的确太粗暴了。这是我最终接受删剪的原因，毕竟对影片影响不太大。我还是希望将来你们能有自己的分级制度，这样成年人能够看到适合成年人的内容，而不是所有电影都得照顾所有人。

南方周末：一个德国导演来讲述中日之间的这段故事，你是否觉得自己有天然的优势？

加仑伯格：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讲这件事，是不一样。拉贝自己就是德国人，保存了他的日记和他的视角。这自然很重要，不过在我而言还有另一种意义。我是德国人，德国的历史里也是累累罪责，像犹太大屠杀。我不能指着日本人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因为我的国家过去的作为更糟糕，我没有资格去指责他们。但换个角度说，这也给了我机会和可能去讲这个故事，正因为我的国家里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南方周末：拉贝的故事对德国人而言价值何在？

加仑伯格：肯定跟对中国人、日本人而言的价值不一样。对德国人，我想这个故事的启示是别轻易指责。这个人最初是让人不舒服的，他是个纳粹党员；但最终，事实说明他是个好人。别轻易指责，与其指责，不如尽量去理解。有时候我们指责，是因为懒得思考。

对中国人，我想影片的意义应该是：了解你自己的历史。为了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的根源，知道过去发生了些什么。尤其是今天的中国，这样激烈地变革着，10年前的中国完全是另一个世界，20年前又是另一回事，30年前再是一个世界……为了不迷路，你真的得了解你的历史，尤其年轻一代。

至于影片对日本人的意义，我想说，担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