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伤之旅中的“半路夫妻”
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人还在,最细嫩的情感和最现实的需要便会萌芽,哪怕在石头缝里,也要长出一个个家庭
按照北川的习俗,丧事百天之内,不宜谈婚论嫁。于是,2008年9月2日成了一个时间分界点。从这以后,男女之情的禁忌解除冻结。
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人还在,最细嫩的情感和最现实的需要便会萌芽,哪怕在石头缝里,也要长出一个个家庭。
北川老县城曲山镇的婚姻登记员罗莉,在2009年春节前迎来了登记结婚的第一个高峰——二十多对。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是八十多了。
在她的印象中,“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年龄最大的有六十七八。其中双丧偶的大约占30%-40%。年龄上,男比女大的约占80%-90%,女比男大的约占10%左右。大约有10%的情况,男的比女的大出十几岁。
人们顾不上先盖起房子,也要首先重建家庭。整个社会网络马上行动起来,大量重组家庭的姻缘,来自亲朋介绍。50岁出头的段学良戏称:“在安县的十几个同学,每人给我准备了一个(介绍的人选)。”
这是一个特殊的婚姻市场,在见面之前,首要的是基本条件的比较品评。“负担轻的、有工作的好找,排着队见面去。负担重的,带两个娃的,就不好找——尤其是读书的娃儿,人家一听条件,面都不见。大些的能打工的娃儿还好些。算上抚恤金和保险,死了人赔偿最高的是警察家属,那是特殊职业。学生娃儿每个赔九万多,大人每个才五千。我们这里条件最好的是一个女的,两个娃儿没了,各赔九万多,永兴镇上一个做生意的把她找上了。啧啧。条件好的,晚上结伴在外面溜,耍朋友耍得开心;条件不好的,都没人愿意见面,自己拉着娃儿,可怜呢。”永兴板房区的一位老人说。
不满30岁的刘红梅,因地震而新寡。她在安昌镇上的美容店工作,儿子朱宇航刚刚两岁,每天跟着姥姥。她们对孩子说:爸爸走了。
为男孩找一个新爸爸的事情,进展艰难。刘红梅的母亲感慨:“自己中意的,人家不愿意要孩子;愿意要孩子的,自己又看不上。”
不只是刘红梅陷入这样的婚姻窘境。事实上,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多半有着极其现实的考虑。“八月十五从上面搬下来(住进板房),九月开始耍朋友,有的就住到一起了。为啥子这么急呢?男的要出去打工,一点家当总要人守着。”
新街,原来隶属于曲山镇的一个山村,现在是永兴板房里的一个社区,原本总人口1177人,地震后剩下了857人,伤亡近三分之一。现在这里的十几对男女中,“没登记的比登记了的多”。
第一对宣告瓦解的试婚关系,是一个49岁的养路段退休工人。他两个子女遇难,一个兄弟有保险,“条件”上佳。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从北川另一乡镇的农村,赶来板房与他为伴。一个月后,遭到了男方父母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女子的名声不佳。
分手的代价,是男方“赔偿”女方几千元钱。
新街的“吴瞎子”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眼有残疾,原来家有门面,条件优厚,刚刚抱上儿子。一场地震夺去了这一切。瞬间变得弱势的他,偏又被无牌摩托车严重撞伤,伤及大脑。原本正在介绍的一个女子,在听到车祸的消息后不再露面。于是,板房区巡夜的人,常能听到吴瞎子的哭声。一个男人,在深夜里泣诉自己的无望。
板房区里贴着各式各样的征婚信息,其中有自称上海退休人员的潘真安,要找“心地善良、贤惠、身体健康的有缘女子”,“最好对方有一女儿,老了有女儿照顾,女儿未婚、漂亮,便于在上海找对象成家,也成为上海人。目前上海的户籍政策很严,要结婚十年,女方才能入籍上海户口。有人故土难离,从没去过上海,不知上海究竟好在什么地方。简言之,上海的繁华和物品的极其丰富,在全国数一数二,有些物品的价格比这里还便宜。”
这张启事上还公布了一个身份证号码,以备查验。
在永兴板房附近住了几周之后,潘真安在失望中返回上海。他本想“这里丧偶的人多一些,没想到她们想要的物质条件那么高。见了七八个,还没说别的,先提出要我代付养老保险”。
在永兴板房的女人们看来,这个上海人是真是假,实难甄别。而在瞬间夺走一切的灾难面前,未来的所有都显得缥缈,也许一切都不可靠。她们提出的要求中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点——养老保险。
相形之下,能够找到公务员,实在是令人艳羡的归宿。
2008年4月,50岁的文先萍拿到了离婚证书。5个月后,她成为北川县人大干部段学良的妻子。这个在涪水镇卫生院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医生,因为这一婚姻而得以调进北川县妇幼保健院。她的幸福和喜悦写在脸上。
两人第一次见面,段学良就当着她的面拨通了电话,她听出是打给县长,询问是否可以调动一个医生。他没有征求她的想法,甚至还没有问她“同意不同意”。她当时“有点感动”。初次见面后的第20天,他们登记结婚。
文先萍的同事张小兵,嫁给了段学良的同事唐志国。两个人的儿子都在成都读大学,两人都是乡镇干部出身,这让他们特别“有共同语言”。唐志国提出:将前妻的抚恤金,全部用来供养前妻的父母,还有前妻的孩子。唐志国之前见过的每个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条件,只有张小兵答应了。于是,他们在相识三个月后,登记结婚。
新街社区的一位老者试探着问:“你觉着,这样子成家是不是草率了?”
事实上,很多人坦承“就是比照原来那个人找的”。无论段学良,还是唐志国,都会下意识地在妻子面前提及前妻。张小兵曾经提出君子协定:“你要是进进出出总跟别人说,以前老婆多有文化、多能干,那就不要找我。”文先萍的亲戚朋友都劝她:“跟死人计较什么。”
擂鼓镇56岁的农民刘银虎回忆地震后孤独的感受:“心理上难受。房子没有了,老婆没有了,一个人在家睡了一个多月,急人,急人。”
他现在的妻子,54岁的赵永兰,地震后全家只剩下了婆媳二人和一个小孙女。震后四十多天里,赵永兰每天“喝口水、吃点水果,心里恼火得很”。
她自己也“晓不得”为什么嫁给刘银虎,只知道“他们都在劝我选他”;她最大的愿望,是“过到哪天过不走了,就算了”;她怕两个人都害病,“他也老了,我也老了,两个人相互帮不到了”。一双子女全部遇难后,这个母亲沉浸在长久的噩梦中——“自己养的人没有了,感觉像在做梦一样。”
对于现在的婚姻,她说,“哪能满意。随便讲都不一样。以前爱人好啊!我生病了跟我一起弄药。两个人今天有一块钱就用,没有就再去找(挣)。”而刘银虎对前妻的回忆是:“是个能干人──一般男人都抵不上。以前我在工地上干活时,能和我一起抬石头。”
生活一天天回归常态。毕竟,在疗伤之旅上携起手来的一对对“半路夫妻”们,心底里依然期盼着“一世恩情”。石头缝里长出的家庭,有着自己格外的艰难,也有着自己格外的顽强。
网络编辑:mer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