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迪威问题与中国现代史的修正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交恶，看似抗战中的局部问题，实际上却牵涉此后中美关系的全局，如何评价史迪威的问题，必然导向如何评判国民党政府的问题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英]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三联书店2007年7月，39.50元
屁股决定头脑，位置决定立场。对于中国现代的史事与人物，不仅两岸学界出于互为敌对的政治归属，形成了对峙的历史取向；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同样在中国问题上党同伐异。
长期以来，美国政坛固然存在反共亲蒋的右翼传统，存在所谓“院外援华集团”，对“丢失中国”的美国行政体系保持着政治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的中国学界却长期被自由派甚至左倾的知识分子主导，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持强烈的批判立场，这与美国行政系统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其自身的态度——最集中体现在1940年代末发表的《白皮书》（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可谓一表一里，遥相呼应。
英国剑桥大学的方德万出身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哈佛大学，师从孔飞力，但他所著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则对美国关于中国现代史编纂的主流框架反戈一击，代表了一种反拨和修正的观点。全书重点在第一章《重看史迪威》，因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交恶，看似抗战中的局部问题，实际上却牵涉此后中美关系的全局（尤其是雅尔塔协议和马歇尔使华）；而且史迪威及其支持者——包括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谢伟思、戴维斯、范宣德及新闻记者白修德——对蒋介石政府的苛评，更长期支配了美国政府和中国学领域（作者称之为“史迪威—白修德模式”）。故史迪威问题，实与国民党政府问题不可分，如何评价史迪威的问题，必然导向如何评判国民党政府的问题。而作者正是由史迪威入手，重估抗战时的内外条件，强调国民党政府在实力上的客观困难，并检讨美国政府在战略上的自私自利。总体而言，作者意在说明“战争时期对国民党抗战的判断是基于某些意识偏见来看待军队组织和战争行动、中华文明的东方观念和明显的情报不足”，尽管他声明其目的并非为国民党一方辩护，但他对史迪威及美国政策的批评，客观上对蒋介石政府表现出一种“了解之同情”。
对于史迪威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中美矛盾，方德万大体归因于美国绝对自我中心的对日战略：罗斯福、马歇尔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纯粹出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无非尽量利用中方牵制日本，以利于美国在太平洋对日本采取攻势；至于蒋介石因为抽调精兵参与缅甸作战，以至面对日本的华南攻势几无招架之力，则非美国人事前所愿从长计议。他的总结等于是为重庆政府打抱不平：“无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相信中国的战略价值。就在美国的许多人，包括罗斯福在内，对中国深表同情并确信他们定会在中国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之时，这一切并没有转换成实际的军事支援。尽管租借物资的议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拨给中国物资的数量，更不消说运抵的实数，与美国送给英国和苏联的军援相比，实在微乎其微，何况已运去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还被史迪威抽走了。中国是这样一个盟国：要以最小的代价从那里要求最大的付出……珍珠港事件之前，英国、美国和苏联都在尽量避免与日本交战，事后也没有哪一方对中国有多少支援。美国和英国各自抱着一己之私来利用中国军队……”
不过，方德万的最新见解，在我看来，相当程度上只是回归一种旧见解。可以说，他是在向右转，向过去美国右翼及国民党方面的历史解释靠拢。
在19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初次接触的时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錞出版了《史迪威事件》一书（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指责美国在抗战时对国民党政府利用在先，背弃在后。其书带有为政治服务的动机，代表了国民党政府的自我辩护，但引证详实，论辨简洁，大体仍不失学术态度。梁氏总结美国的战略意图说：“美军部迫我北缅作战之主要目的，在配合美国之太平洋攻日战略，而不在打通中国之国际通路。……美军部利用中美军事合作之美名，使史迪威掌握中国一部分之精锐军队，进而操纵全部分之物资分配，再借此掌握与操纵，取得中国十余万官兵出生入死之劳务，使美国不烦一兵一卒，而克实现其离开与中国军事合作之岗位，自向太平洋作战之单独战略，其精算诚可惊服。……美国当兵力不逮亚洲之时（1943年6月以前），则以军事合作馅中国，迨其兵力一达亚洲之时（1943年8月以后），则自定其中太平洋作战之战略，不一告于中国，更于中国战场正感危殆之际，勒取其惟一之有力之远征军，为自己之使用，几坏中国当时整个之战局，中国人今日读此，安得不掩卷寒心，引为历史之教训？”这一批评，与方德万三十多年后的结论又何其近似啊。
我手头还有一本美国乔治·克里尔著的《亚洲红祸记》（南京中央日报社民国三十八年版），这是在更早的时候，在“集结号”吹响的时候，在国共之战将要尘埃落定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匆忙翻译过来的政治出版物，似乎将它当作一根来自美国舆论的救命稻草。此书言国民党所不敢言，明确批评了史迪威及其后台马歇尔，批评了美国的共产党“同路人”及“自由分子”，更全盘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恰可视作是对此前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批驳，实为蒋介石出了一口恶气。在抗战问题上，书中指责国内的亲共反蒋分子：“有些人处处想方法来证明国民党对抗日战争并未作真正的贡献，以至全副抗日的担子都落到毛泽东英勇部队的肩上。同时还诬蔑蒋介石以谎言、妒忌及胆怯破坏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攻击的程度甚至到了诬蔑他‘在黑市’去卖了租借法案的供应品。”而实际上，援华物资由史迪威分配，蒋介石得益无多，故书中引用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的话反驳：“美国战时对华援助大部分都耗于缅甸边境的战役，在中国国内情势恶化到几濒于绝境时……中缅印战场的物资，百分之九十却都贡献在这上面。”这本书充满右翼党派气味，论述粗糙，言辞过当，远远够不上学术标准；但在根本的价值判断方面，它仍不失先见之明，或可算作方德万的修正史学的先行者吧。
今日回顾，在史迪威问题上，在抗战问题上，在国共问题上，我想方德万要比费正清更接近实情，“院外援华集团”要比号称“中国通”的外交官们更接近实情，右派要比左派更接近实情。从费正清到方德万，可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的钟摆经历了从右向左、再从左向右的轮回，历史似乎还是公平的。可是不要忘了，方德万仍是费正清学术群体中涌现的中国学家，这就意味着，以费正清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史编纂体系，虽已悄然转向了对立的右翼立场，但他们依然占据着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而更为“正确”的右派们却早就湮没无闻了。今天有多少人还引用梁敬錞的书呢？谁知道乔治·克里尔是什么人呢？事实上，就连方德万都没有将梁敬錞那本《史迪威事件》列入参考文献。这样看来，历史又不尽是公平的。
这就像在晚清政治社会的改造方略上，妥协的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本来要比激进的革命派（孙中山）更切合实际，而民国建立之后，革命派最终也在政治上转向妥协路线，但此时占据政治要津的仍是革命派，“正确”的改良派却早被挤到政治舞台的边缘了。
说穿了，在很多时候，学问也跟政治一样是胜者为王的。谁抢占了学术山头，似乎谁就垄断了历史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