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江村纪事》：差不多要成为一种绝唱了

五十年与费孝通持续观察江村的人类学影像
“你不需要摄影家去人为夸张、煽情，那个事物在那儿，江村在那儿，就是那么朴实。它本身就是充满味道的。这样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

1947年12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与老师费孝通和师母在清华园合影。前排左起：张祖道、费孝通和夫人孟吟。

1957年，开弦弓的老太太用纺车纺丝棉线。这是织绵绸的原料。

1957年5月，28岁的周梅生（转业军人）一家在用晚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里的家庭仍然要算计着吃饭用度，以免拉下饥荒或债务。（本版图片摄影 张祖道）

1982年1月13日，庙港缫丝厂，女工们在车间午餐。到1990年代家庭工业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起来后，劳力短缺，开弦弓的工厂大量雇佣外地民工。

1993年11月29日，费孝通与张祖道合影。费孝通年纪比张祖道大一轮，都属狗。

    “《江村纪事》这样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差不多要成为一种绝唱了。”2008年1月15日，《江村纪事》随同其他摄影作品一起，出现在广州的羊城创意产业园，参加连州影展的广州巡展。身为2007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策展人之一，姜纬把张祖道的这组作品纳入影展的特别展，去年末曾在广东省连州市展出。
    《江村纪事》是张祖道在1957年5月、1982年1月以及1990年代5次随费孝通先生访问苏州吴江县开弦弓村所拍摄的照片，记录了这个江南小村五十年间从种水稻、养蚕桑到工业化的变迁过程。“江村”之名得自费孝通先生，其于1936年访问开弦弓村后写出的《江村经济》一书，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里程碑。
    在摄影评论家鲍昆看来，《江村纪事》同样也是继上世纪30年代庄学本、孙明经的西部考察之后，社会学、人类学影像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其时间跨度长达50年，在中国摄影史上也是相当珍贵的案例。

五十年五访江村
    今年86岁的张祖道，1943年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之后又学于清华大学，受过严格的社会学训练，师从潘光旦和费孝通先生。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费孝通先生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张祖道那时是《新观察》杂志惟一的摄影记者，费孝通先生则是《新观察》的长期作者。张祖道等清华学生一直保持着跟费先生的来往，夏天傍晚，还经常去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的东北人义地买些桃子，带到费先生家，蹭一顿晚饭。
    1957年5月费孝通先生再访江村，因为有事情耽搁，张祖道到江村比费孝通他们晚了半个月。费先生忙着跟村里大队会计一起计算村民的家庭收入、田地产量，顾不上安排张祖道，就让他随便去拍，有了问题再来。
    两天后，张祖道带着问题过来了。他发现，村子里没有牛。别说水牛，连黄牛都没有。而在他的家乡湖南浏阳，同样也种水稻，则是靠牛来犁田、运肥料。这让张祖道大为迷惑。他觉得没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没法拍。
    问了之后他才释然，原来江村地少人多，土改后人均才一亩多地，不是种水稻、植桑树，就是蔬菜园子。要用牛来耕地的话，还得专门腾出地来种草喂牛；而如果用人力，把种草的地拿去种其他农作物，相较下来，反而不养牛比养牛要合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就是能让我完全站在村民的角度，体验他们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想法、做法。”张祖道解释，“我不会因为某个人长得漂亮、胡子长就拍，我总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事，和别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才去拍。”
    《江村纪事》里，张祖道拍摄到了村里的孩子们喂羊（牛跟羊吃的草有区别）、喂兔子。在姜纬看来，这就是张祖道对“没有牛”问题的体现——如果村子里有牛，他对那些割羊草的、喂兔子的兴趣可能就不会那么大。
    1957年江村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粮食增产，但手工业和加工业都受到了限制。费孝通看到村里“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
    访完江村后，费孝通先生给《新观察》写了两篇文章，反映“乡村工业的问题和农村副业的问题”，还谈到合作化初期村民的心境：“大家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道路上还是有困难的。干部们也用了预开支票的方法来鼓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8月里一场少见的台风刮伤了庄稼。但是还没有扭转那种盲目的乐观，‘反正有毛主席，饿不死人’。”
    张祖道本以为，以费先生的笔头和基础，写个五六篇没问题。没想到“反右”开始，费先生立刻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稿子没法再写，关于江村的调查研究也没写出来，一些材料也都遗失了。张祖道曾经针对江村的农具拍过一百多张照片，也因为社会动荡，最后只保留下一张。直到1978年，费孝通先生才成功“摘帽”。之后又多次访问江村，到2005年逝世前为止，访问江村达27次。
    张祖道5次随行，除了1957年再访那次，1982年1月的四访也让其印象深刻——又赶上了农村经济的转折点。邓小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村里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村民能养羊养兔，“一家养五六只，甚至十多只，一年从兔子身上就可以得50至100元。”村子还在修一条从庙港经过开弦弓通向震泽镇的公路，年底通车后，可以连接省道、国道，直达苏州、上海等各大城市。
    之后张祖道又去了3次，江村就没太大的变化，“跟整个社会融得差不多，都是盖房子之类的事情了。”张祖道最后一次去是在1999年10月，随费孝通22访江村，村里已经建了缫丝车间，用来纺织丝绸。村民家里则发展小手工业，买上十几台小机器，雇安徽女孩为多，织袜子、汗衫、弹力毛衣。毛衣成本才12块钱左右，收购到上海可以卖到30块钱。

缺乏艺术性的摄影？
    在中国摄影界，张祖道的身份其实有点尴尬。他去江村拍摄时，是《新观察》杂志的摄影记者，之后又长时间担任过《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又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过。但很少圈内人会认可他是位了不起的摄影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朴实，缺乏艺术性。
    姜纬对这所谓的“摄影的艺术性”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摄影不应该被简单地当作一种艺术来看，而应该是一种具有历史观的视野。
    “张祖道的作品让我觉得感动。因为他替所有的中国人精心保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中国乡村社会近半世纪的变迁的图景。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正在走向何方，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姜纬语气很强烈。
    之所以姜纬称之为“绝唱”，是因为张祖道拍摄的方式在今天很少能再见到。在拍摄下照片的同时，张祖道会记录下拍摄时间、拍摄对象的名字、职业、家庭的经济状况。《江村纪事》中有一张5个孩子笑着面对镜头的合影，张祖道对这张照片的记录为：“1957年5月，放学后到田间地头为自己喂养的小兔、小羊割鲜草的孩子们。中间的女孩名叫姚小英，13岁。另外几个孩子年纪更小一些，后面的小男孩不到10岁。割草喂羊的工作主要由孩子们承担。”
    这与传统纪实摄影区别很大。比如与《江村纪事》同时展出的《上海人》系列，作者陆元敏就不会给照片安个图片说明，正儿八经地告诉你照片中那个忧伤的男人姓甚名谁、家居何处和伤心之为何。你只能根据画面上的既有信息，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来分析，或者猜测。
    张祖道作品的画面构图、光线选择，也都非常朴素、安静，没什么火气。他只是最大程度地把所有的细节都呈现，而不会去追求独特、与众不同。
    姜纬理解，张祖道具有的朴素风格与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金岳霖追求过林徽因，金岳霖跟梁思成又是好朋友。虽然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但金岳霖跟梁思成依然很要好，做学生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俩在校园里亲密地散步，友谊一点都没变。“这些点点滴滴，现在看，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张祖道这样说。
    反过来，张祖道就不能接受现在人们对比赛的态度，拿了冠军的就兴高采烈，所有的镜头、赞美的语言也全给了他，而第二名、第三名就委屈得不行。“这种镜头一而再再而三，会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只有第一才是好的。这个社会是这么残酷。”
    2007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张祖道获得摄影艺术特别贡献奖。文化批评家赵川是这届连州影展的评委之一，他觉得，这个结果反映了对摄影本身价值的回归。“这几年观念摄影的东西会特别张扬，但问题是，‘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很多人来说，‘观念’就是有个点子，但跟《江村纪事》这样有深厚积累的作品放在一起，的确看上去就是单薄。”
    不过目前在西方，这种人类学、社会学影像并不太被摄影主流关注。评论家鲍昆觉得，它在中国被推崇，是有着摄影媒介在中国的特殊语境。“我们极力推崇这种方式，实际上是要对抗那种特别没劲的、唯美的、沙龙式的摄影种类。”
    被连州国际摄影展总监段煜婷拿来作为反面教材的，是今天的部分中国纪实摄影。她觉得有些摄影家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旗号去创作，被古典主义的形式、语言所左右。“这种关注本身就是畸形的。”
    反观张祖道的照片，则真正具有一种朴实宁静的力量。“你不需要摄影家去人为夸张、煽情，那个事物在那儿，江村在那儿，就是那么朴实。它本身就是充满味道的。这样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才能称之为大师的作品。”
    展示社会学方面的摄影作品并非这一届摄影展独有。实际上从2005年第一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开始，总监段煜婷就尝试展出多种形态的摄影作品，比如社会学，比如当代艺术。她好奇于他们把摄影作为一种工具的时候，是怎样使用照相机来观察世界，怎样用摄影的语言来阐述他们的艺术观点。“我们想给摄影界一种新的观念，让每一个摄影人参加这个摄影节能够得到创作的养料，而不是以前那样，过度沉迷于摄影的形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