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为中国的企业立传

经过4年的辛劳,他所写的《激荡三十年》于2008年出版，随后引发了强烈的震动。截至2009年5月，该书上下册共销售79万册。现在，他正在写中国近代百年商业史《跌荡一百年》的下半部

对我来说，独立没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首先是财务上的独立，还有是思想的独立

吴晓波

吴晓波

20年前复旦大学的校图书馆，一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摸索着书架，翻开一本厚厚的书，他的心开始狂乱地跳动。如同物理系学生以爱因斯坦为终极理想，数学系学生寻找陈景润，这个新闻系的学生也急着为自己寻找一个未来职业的偶像。

这本罗纳德·斯蒂尔撰写的《李普曼传》，把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精彩而丰富的一生呈现在他的面前：在近60年的时间里，李普曼以专栏文章影响着美国民众、白宫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对上个世纪的美国人而言，每天早上读李普曼如何评论这个世界，才能开始新的一天。

吴晓波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职《东方早报》社。 常年从事公司研究，被聘为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

原来，仅仅言论写作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甚至是历史进程。原来，写作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媒体人终身的职业。

“你很难抗拒这样的人生。” 一谈起李普曼的名字，20年后的吴晓波依然兴奋不已。他轻轻地咬着有着长长滤嘴的香烟，洋溢着写作者中罕有的健康和年轻。一堆一堆的书从书房漫出来，铺到了客厅的地上，足足有一米多高。

每天早上9点半起床，开始写作；写到下午5点多，女儿放学归来，也钻进书房，他于是在电脑上敲击完最后一个汉字，去陪伴女儿。这白日的光阴里，他勤奋而节制地写自己的书，也为各家媒体撰写评论财经热点的文章。浅褐色的古运河河水从书房的窗下缓缓流过。

肆意生长

1989年，中国的经济领域也笼罩着一层迷茫和不安的气氛：国营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市场一片萧条，失业人员增加……

这些都是此刻的吴晓波所不知道的。他正为工作分配问题而烦恼：为了爱情，他必须回杭州；这一年，所有的省级报纸都不招应届大学生。如果工作无着落，他将选择直研。他骑着自行车到新华社浙江分社来碰碰运气。

进社的第一年里，吴晓波就写了两个新华“内参”大稿。1988年，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尝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吴晓波大面积地跑全国各地农村调查村委会选举，当时，选举中出现宗族势力之间的冲突，甚至爆发械斗。接着，他跑了全国100家国有企业，调查“十四项制度全落实”。这是中央为了激活国有企业而进行的内部经营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招，之后，就是“抓大放小”。

这个不爱和人打交道、面对陌生人常常脸红心跳的年轻人跑遍了大江南北。作为“钦差大臣”，所到之处，都能够见到当地最高层的人：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和企业的老总。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历史上浓墨重彩的角色。

“玩命地干，整天讨论的都是业务问题。”“真是没有压力，忽然我想到西北去看一下，就打个报告说要对长城内外的农村进行调查，或者说是对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旷野调查。”当时新华社很重视跨区调查，常常抽调不同区域的分社记者组成小分队到基层做调查，规定年轻记者每年必须参加一次小分队。不计成本的调查训练和对全国性题材的关注，让吴晓波至今对新华社心怀感激。

这正是万物肆意生长的年代。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开始走市场经济之路，机关干部纷纷下海，新公司纷纷成立。吴晓波看着西湖彩电厂、西泠电器、钱江啤酒、金松电器发展起来，然后又一家家分崩离析，再看到宗庆后这些民营企业家哗哗地成长，爱多VCD、沈阳飞龙、三株口服液跑到浙江来打市场，搞乱整个中国；他连续参加了4届央视招标会，目睹着爱多、秦池一个个标王诞生，又陨落；2000年，互联网开始大热……这一切后来都成了吴晓波《大败局》、《激荡三十年》一系列书的素材。

精彩的是外面的世界。有时，吴晓波也会留心同一个办公室里一个比他大十五六岁的兄弟。每天，看着他骑自行车来上班，然后在楼下拎走一壶写着他名字的热水瓶，或者出去采访，回来写稿子，一到下午5点钟，把空的热水瓶放到楼下，就准时走掉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我就在想，我就这么过一辈子么？想想就很绝望。”

25岁时，吴晓波成了杭州第一个开专栏的人，模糊许久的理想似乎又清晰起来。90年代后半期，一股革新的风吹进了中国新闻行业，一些以市场为方向的新报纸纷纷崛起。在南方的一个城市，秦朔开始主持《南风窗》，意欲办成一本政经杂志。吴晓波也开始为他们写专栏。

除了大量地写专栏和外稿外，吴晓波也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书。从那一年起，他给自己定了每年写一本书的计划。那条从记者到部门主任、再到主编的体制内升迁之路，对他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在社里当领导和当大学教授的父亲看来，这个原本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开始有些“不务正业”了。

“这个体制和我完全没有关系。我是感激新华社的，是他养育了我，并且最大程度地包容了我。”他还记得，李普曼从不忠诚于任何机构与个人，“他只忠诚于自己”，尽管他创办了《新共和》，后来还一度任《世界报》的评论版主编。

2003年，一份日报在上海创刊，一度聚集了中国新闻界最优秀的一批报人。在朋友和同学们的力邀下，他离开了待了长达十三四年的新华社。

光荣与梦想

2003年左右，吴晓波陷入了焦虑之中。

两年前，他写了一本研究中国企业失败案例的《大败局》，一经出版，短时间内销售达20万册，创下了财经类图书销售的奇迹，之后6年内重印28次。随后，企业竞争寓言《穿越玉米地》和分析案例的《非常营销》，虽然都保持了稳定的销量，还是未能企及《大败局》到达的高度。

就好像一个侠客拿着一把刀，走到大街上，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砍杀的目标。吴晓波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而苦恼。

2004年，在福特基金会的邀请下，吴晓波到哈佛大学做民营企业的课题。在那里，他惊诧于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一无所知，即使是来自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大陆的认识都是“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带着许多想象”。此时，吴晓波已经写了六七本财经类书籍，内容涉及中国的乡村经济、国有企业等。

在MSN上，吴晓波告诉国内的妻子，他决定写一部横跨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企业史。“一旦给自己定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你会变得单纯而满足。”

写作是一个枯燥和充满挫败感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很绝望”。14年记者生涯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一切，为吴晓波积累了足够多的一手资料。然而，究竟以怎样的叙述逻辑来呈现这惊心动魄的30年？期间，他不断地破碎自己原本总结的写作经验，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列传体，最终选择了编年体。

他的模本是记录1932-1972美国社会历史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在威廉·曼彻斯特的文本中，每一章总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白宫与总统。在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禁区。吴晓波从经济学家黄亚生的书中得到启发，以时间为切割面，通过国有企业、外资和民营经济三股力量的博弈来呈现这30年的中国商业进程。

整整4年的辛劳。《激荡三十年》于2008最终出版，随后引发了强烈的震动。截至2009年5月，该书上下册共销售79万册。上海的电视台随后拍摄了《激荡三十年》的电视纪录片版。这部由众多人物命运和历史细节构筑起来的中国企业史，让无数读者感到心潮澎湃。

《激荡》的成功，完全超出了他之前的预想。写完书稿时，吴晓波曾问妻子：“你觉得多少人会看？”妻子报出一个数字——5万册。“我原以为，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有兴趣。结果，读者中有不少是80后的孩子。其实，每一代人都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他所处在的时代。”

对于在《激荡》中还没有找到的答案，吴晓波延续着好奇心，从民国时期到清朝政府，追寻着因与果。现在，他正在写跨越中国近代百年商业史《跌荡一百年》的下半部。在历史的穿越过程中，他想探求和书写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体面的“独立”

90年代初，身为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为一家饮料企业写过一篇内参。后来看来，这篇内参在这家企业从一个区域品牌成为全国品牌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这家企业的老板非常感激，对他说：“小吴啊，我看你也没什么钱。我们做饮料需要瓶盖。要不这样，我借你个20万，你去办个瓶盖厂。以后我们需要的瓶盖全部向你买。等你赚了钱再还我钱。”

差一点就成了中国的“瓶盖大王”。后来，总有人问吴晓波——后悔不？“我现在过得不是很好吗？”他开始笑。在遍地捞黄金的90年代，类似这样的发财机会，天天和企业家打交道的吴晓波碰到过一次又一次。

大学时代，吴晓波曾读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这句话像毒药一样影响了我的职业观。”

“对我来说，这个独立没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首先是财务上的独立，还有思想的独立。所以，任何机构组织对我而言，都是一个过程而已。我要的是在创作上的自由。”

2001年《大败局》的成功，带给吴晓波的不仅仅是名气，拿到版税后，他和妻子买下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写书写稿所赚的钱，让他能够投资100万创立蓝狮子财经图书公司。蓝狮子目前专注于公司史类的原创图书，已经有五六十名签约作者，大多为财经记者，每年出版五六十本书。“我们算是动作很慢的。但是，照现在的势头，五六年后，很多书商都会死掉，而蓝狮子肯定还活着。”

他几乎过着半退休的生活。现在，吴晓波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版税、专栏的稿费、讲课费和个人理财。他每年200多天里，他安心看书写作，每周去公司参加一次会议，妻子邵冰冰负责公司业务的一切；余下100天到各地做调研和演讲，还有50天用于旅行。

七八年前，曾有圈内人评出中国6个最有才华的青年记者。如今，有的改行做生意去了，有的成为媒体的老总，忙于运营管理，不再写作。吴晓波依然还在勤奋地写着，而且是以每年50万字的量在写作。

吴晓波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满意。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我觉得我能够分享的东西，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你最好想清楚一件你喜欢的事，然后你决心用20年去做它。中国现在很多人缺少这样的耐心。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相信这个东西，相信一夜成名，3年把企业上市这样的。

Q：对你的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我父母那一辈人，我认为是很可怜的人。我父母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参加三线建设，然后参军，在山西祁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的炮兵研究所一干就是十几年。我父亲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39岁才回杭州，后来把大量生命放在3个子女身上，又处在一个物质极端贫乏的时期，像我们家到了月底就要去借钱。等到这个国家开始进入商业社会以后，他们已经老了，他们是被牺牲掉的人。

我大概从来没有好好地理解过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天天往前冲，关心自己的生活，或者自以为关心自己的这个时代。反倒父母可能对我们的理解更多一点。我父亲总认为我是不太认真的人，后来他和我说，其实你们这代人压力要比我那时候大得多。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是不吐不快的？

A：我觉得这个时代在某些方面的进步太缓慢了。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前景怎么看待？

A：经济越不景气，我的书卖得越好，我的讲课费越来越贵。开个玩笑，事实真是这样。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A：我的同学比我焦虑。其实，到我这个年龄是上下都不靠的，从职业角度来讲，40多岁是最好的一个时期，所有的东西最成熟，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感受压力也是最大的。但对我来讲这些问题不存在，因为我本来就对自己负责任。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具有领袖气质？在世的人当中您最钦佩的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我觉得有领袖气质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这大概是唯一的一个指标。才华、机遇，都是在意志力以后的问题。

最钦佩的是吴敬琏，因为他快80岁还能站着讲4个小时的课，还有张五常，也是快80岁的人了。我很羡慕他们的生命力。我有一次跟张五常合作，他到晚上11点还被一群年轻人围着，第一得有足够的体力支撑，第二年轻人还希望通过你这里获得思想，你还能够有东西可以付出，这是很牛的。很多人到六七十岁已经是长成一个木乃伊，没有办法向社会贡献任何东西。

同龄人中，像我熟悉的，就有秦朔，还有丁磊、马云。

Q：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看重哪一个？

A：我看重责任，自由第二，权利是第三。责任的话，就有职业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人的社会角色由很多个层面构成，你是父亲，是丈夫，你是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比如我，就对蓝狮子以下所有人负责，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对写作负责。

Q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李普曼传》。我很喜欢看现在的《朗读者》，你可以看到德国这个民族伟大在什么地方：它从任何一个人，男人、女人、护士、教授、小青年到犹太人都是这样，都在对二战进行反思，中国人就很容易自我怜悯，他就不愿意去（反思），你看那个《南京！南京！》，都是受害情节，然后宣扬人性的光芒，我们把任何东西都变化成一个宣扬正气的东西。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我觉得家庭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活着，其实从生物体来讲的话，你能关照的东西不多，就是子女、家庭，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如果这些跟着你的人，你都照顾不到的话，那还谈什么其他。

其实，一个人能改造的东西很少，几乎什么也改造不了。我没有这么大抱负，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解答我自己的问题，和让自己快乐起来。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我很幸福。其实我们这批人最大的担忧到后来就是梁济问梁漱溟的那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就个人而言，父母的健康，是我现在最大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