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王论】克鲁格曼的政治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访华，并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发表演说，掀起一阵旋风，很多人都想聆听教益，一票难求。

在这些演讲场合，对着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话题顺理成章地聚焦于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的前景、版图的重组、各国的应对之道，甚至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应如何处理等等经济和金融话题。

但这位爱以公共知识分子面貌出现的经济学者，其实对社会上的不平等不公义，一向古道热肠，观点言论掷地有声，可惜在这次访华之旅中，却少有会众提出请教。

在众多的克鲁格曼著作中，我最爱的一本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书中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前，美国是一块充满不平等的土地，后来财富让大部分人雨露均沾、中产阶级形成，并非随经济成熟自然而然出现，而是政府强力介入的结果，这就是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

克鲁格曼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当中有三大政策，包括一、对富人大举加税；二、支持工会力量大幅扩张；三、借着战时的薪资控制大幅缩小薪资差距。他引述另一些经济史学家的说法，把这段时间形容为“大压缩”(the Great Compressio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音相近)。

克鲁格曼认为，很多右派会振振有词地说：“如此激进的平等化政策会摧毁诱因，进而毁灭经济。对获利课重税会导致企业投资崩溃；对高收入者课重税则会造成企业精神和个人创业萎缩；强大的工会将要求过度的加薪，带来大量失业和阻碍生产力提升。”但结果是“大压缩”成功让收入平等化持续很长的时间，超过30年，而那段平等时期正好是一段史无前例的繁荣期。

克鲁格曼说：“大压缩不但没有摧毁美国的繁荣，反而赋予经济充沛的活力。如果这段历史违背经济教科书教导应该发生的情况，那这些经济教科书显然有问题。”

所以在21世纪贫富差距重新日益恶化的今天，克鲁格曼认为美国需要“新新政”(New New Deal)。

如果全球经济起飞的上一世纪，发展成果及财富让大部分人雨露均沾，也非依赖财富渗透效应下自然而然出现，而是政府强力介入的结果；那么在全球化令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今天，政府的角色便更加重要。

这些观点，如果出于一位社会或政治学者，大家肯定不会感到意外，但出于一位新鲜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口中，却别具时代意义。

坊间的“经济教科书”常常教导我们，经济发展会先使部分人富起来，再慢慢出现财富渗透效应，最后，自然底层也人人受惠。但如果大家多深入了解民情，就会明白那种近乎迷信的“自由经济理论”所许诺的天堂，并没有真的拯救升斗小民。“M型社会”、“下流社会”等等现象和议题，亦令人们越来越关注。

马克思主义在欧美正有复燃的趋势，因为在今天这个被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称为“赌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下，再不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体系里，“婴儿潮”时大家所经历那种靠着勤恳学得一技傍身，接着再在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上按部就班，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那一套。“资本”重新取代“技能”成为社会阶级分野的最重要一环。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第一桶金”去炒股票，不断进一步累积资本。对于那些生活捉襟见肘、没有余钱可以炒股票的基层小民，便越来越难有翻身之日。

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全球首富比尔·盖茨，2007年6月回母校哈佛领取荣誉学位时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演说。这篇演说令人感动，并不是因为它教大家如何挖得第一桶金、赚得第一个100万，白手起家；首富之令人尊重，亦不是因为他富可敌国、贵为营商之神，或者他的科技天分，而是他的“人文关怀”。

在缅怀完自己当年在哈佛的年少轻狂之后，比尔·盖茨认真严肃地说：

“我是有着一个重大遗憾的——当年我离开哈佛时，对世界上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就是那种把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驱向绝望，在健康、财富和机会上存在的鸿沟，欠缺真正之觉醒。”

全球最富有的人忏悔说，他在大学求学时期的最大遗憾，就是对全球不平等现象的无知。贵为资本主义弱肉强食规则之下的最大胜利者，他说自己慢慢地发现：“市场没有挽救在死亡边缘的孩子，而政府亦没有施以援手。这些孩子辞世只因他们的父母亲在市场上无权无势及在体制中欠缺他们的声音。”

他认为演说现场所有最聪明的脑袋毕业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致力消除全球贫穷：“我们最聪明的脑袋是否应该用来解决世上最大的难题呢？”

这就是美国首富与我们很多有钱人的距离。

童话《快乐王子》告诉我们，最后能令你进入天国的，不是你一身的金光闪闪或宝石钻戒，而是一颗朴素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