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街示众与因言获罪 刑事法治肌体上的痈疽
不难料想，已经游街示众了，法院还能不判罪吗？更确切地说，游街示众使他们即刻成为罪犯，场面就是证据，围观成了审判。并且，这种“审判”所生成的必定是“铁案”，因为它在道义上承受不起任何错误，所以，后续的所有司法程序都不过是装饰而已了。
■拍案
河南孟州“书祸事件”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之艰难，暴露出刑事法治肌体上有两块亟待割除的痈疽——游街示众和因言获罪。
押着未经法院审判的人游街示众，这个做法两年前在河南某地采用过，曾经招致全国舆论一致的批评。不难料想，已经游街示众了，法院还能不判罪吗？更确切地说，游街示众使他们即刻成为罪犯，场面就是证据，围观成了审判。并且，这种“审判”所生成的必定是“铁案”，因为它在道义上承受不起任何错误，所以，后续的所有司法程序都不过是装饰而已了。
过去若干年，人们对游街示众已颇多反省，全国绝大多数司法机关已对它弃如敝屣，我们也原以为它寿终正寝了。不过，事实证明，这种“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的昭示真理的方式，今天看来仍然有它的遗风余韵。这一次孟州的游街示众，有６个因言获罪的农民，其中５个是共产党员，出现在当晚关于“公开处理大会”的电视新闻中。
孟州６个农民之所以因言获罪，始作俑者是我国刑法关于诽谤罪的模糊规定。何谓“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法条上没有精准描述，只能借助刑法理论的解说。一般认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足以败坏他人名誉的某种事实，比如，捏造并散布某个妇女有婚外性行为，给被害妇女的名誉造成恶劣影响。这个罪是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所以被规定在刑法分则“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原本是“告诉的才处理”，但刑法却又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可以提起公诉。
这就造成了误解和混乱。首先，它从立法上混淆了个人法益同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区别，把原本是侵害个人法益的行为上升到所谓“社会”、“国家”的高度，进而为某些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国家”、“社会”的名义维护个人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其次，法律上的缺陷在两个环节上被放大了。第一，人类的语言几乎不可能把犯罪的构成要件描述得一清二楚，并且一览无余，所以，一旦司法官员不能合理解释法律，就可以恶意利用法律的缺陷；第二，某些地方官员为了打压公众批评，可以轻易动用诽谤的罪名。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先把自己抬高到“社会”甚至“国家”代表的地位，把对他们的批评“无限上纲”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犯罪的地步；然后倒置“批评事实”的举证责任，以“捏造事实”为名对批评者反咬一口倒打一耙。
这里必须澄清的是：对个人的诽谤，如果要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程度，这样的个人一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代表等特定对象。孟州的几个官员显然没有这个资格。还必须澄清的是：诽谤，不包括对官员职务行为及其职务品行的批评、揭露，即使批评和揭露的某些事实不易查证，甚至有所失实，也不能认为是诽谤，否则，因为批评者承担的风险太大，所以就不可能再有对官员的批评了。而孟州的某些官员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批评者的风险大了，他们的风险就小了。所以，我们一再听到和看到，某些处级、科级的地方官员的职务品行被“诽谤”了，“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而被当地司法机关追诉了的“诽谤者”，却是那些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和社会充满责任感并且敢于站出来说几句话的人。
河南孟州“书祸事件”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之艰难，暴露出刑事法治肌体上有两块亟待割除的痈疽——游街示众和因言获罪。
押着未经法院审判的人游街示众，这个做法两年前在河南某地采用过，曾经招致全国舆论一致的批评。不难料想，已经游街示众了，法院还能不判罪吗？更确切地说，游街示众使他们即刻成为罪犯，场面就是证据，围观成了审判。并且，这种“审判”所生成的必定是“铁案”，因为它在道义上承受不起任何错误，所以，后续的所有司法程序都不过是装饰而已了。
过去若干年，人们对游街示众已颇多反省，全国绝大多数司法机关已对它弃如敝屣，我们也原以为它寿终正寝了。不过，事实证明，这种“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的昭示真理的方式，今天看来仍然有它的遗风余韵。这一次孟州的游街示众，有６个因言获罪的农民，其中５个是共产党员，出现在当晚关于“公开处理大会”的电视新闻中。
孟州６个农民之所以因言获罪，始作俑者是我国刑法关于诽谤罪的模糊规定。何谓“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法条上没有精准描述，只能借助刑法理论的解说。一般认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足以败坏他人名誉的某种事实，比如，捏造并散布某个妇女有婚外性行为，给被害妇女的名誉造成恶劣影响。这个罪是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所以被规定在刑法分则“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原本是“告诉的才处理”，但刑法却又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可以提起公诉。
这就造成了误解和混乱。首先，它从立法上混淆了个人法益同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区别，把原本是侵害个人法益的行为上升到所谓“社会”、“国家”的高度，进而为某些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国家”、“社会”的名义维护个人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其次，法律上的缺陷在两个环节上被放大了。第一，人类的语言几乎不可能把犯罪的构成要件描述得一清二楚，并且一览无余，所以，一旦司法官员不能合理解释法律，就可以恶意利用法律的缺陷；第二，某些地方官员为了打压公众批评，可以轻易动用诽谤的罪名。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先把自己抬高到“社会”甚至“国家”代表的地位，把对他们的批评“无限上纲”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犯罪的地步；然后倒置“批评事实”的举证责任，以“捏造事实”为名对批评者反咬一口倒打一耙。
这里必须澄清的是：对个人的诽谤，如果要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程度，这样的个人一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代表等特定对象。孟州的几个官员显然没有这个资格。还必须澄清的是：诽谤，不包括对官员职务行为及其职务品行的批评、揭露，即使批评和揭露的某些事实不易查证，甚至有所失实，也不能认为是诽谤，否则，因为批评者承担的风险太大，所以就不可能再有对官员的批评了。而孟州的某些官员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批评者的风险大了，他们的风险就小了。所以，我们一再听到和看到，某些处级、科级的地方官员的职务品行被“诽谤”了，“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而被当地司法机关追诉了的“诽谤者”，却是那些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和社会充满责任感并且敢于站出来说几句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