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面下的总统

本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的参展纪录片《公民哈维尔》本身就是个奇迹：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国家领袖，像哈维尔这样，在两届10年的总统任期里，让一台摄影机那么深地步入自己的后台。

哈维尔(左）为影片导演巴维尔·库特茨基（已逝）佩戴“白狮勋章”。库特茨基说：“拍摄这部影片，我不想伤害谁也不想帮助谁。我只在意捕捉政治当中极少为人所见的一面，以及这当中一种特殊的生活。”　本报资料图片

    “当总统就总得在头顶上戴个光环，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需要，因为这显示了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制度的尊重。你必须接受这个，别嘲笑。但另一方面，一个从来没受过摆布的人也无法装作是个木偶。这个平衡很难找。”1993年，当选捷克共和国总统时间还不长的瓦茨拉夫·哈维尔面对着35毫米摄影机说：“不管我干什么，总有人会说：他不是过去那个哈维尔了，不是那个穿件毛衣乐呵呵的家伙。也有人说：他哪儿像个总统啊，他应该更老练点儿，他好像永远是个小孩儿。”
    桌上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喂喂！”那头没声。“可能是打错了。”他念叨着把电话搁回去——这可是布拉格城堡里的总统办公室，会有电话随随便便打错么？
    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的参展纪录片《公民哈维尔》里，有太多类似的场景和细节，描绘这位总统是多么不像个总统。

站直了，收腹！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正进行“丝绒革命”的消息，纪录片导演巴维尔·库特茨基是在英国医院的病床上知道的。他正在那儿念研究生，因为车祸撞断了腿。“我从电视和电话里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一切，在新闻里看到哈维尔要当总统，我心想要是能拍他的话就太棒了。”库特茨基在一次采访里回忆。
    他很快回了国，但新总统身边已经围了太多人，库特茨基几乎绝望。不过他还是拍了部10分钟的纪录短片，叫《啊！我们多幸运！》，略带讽刺地表现了1989年12月，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后布拉格的社会氛围。“哈维尔的秘书弗拉迪米尔很喜欢这片子，安德烈·克洛博（他的朋友、邻居和以前在剧院的同事）也提起我以前一部纪录片。总之，结果就是我们坐到了一起，最终哈维尔接受了拍摄计划，因为我们说影片记录的不只是他个人，也是这个时代。”
    因为手里的其他工作，这部影片直到1992年底才得以开工。这时候捷克和斯洛伐克已经“离婚”了，联邦不复存在，哈维尔也还不知道能否当选捷克共和国总统。
    《公民哈维尔》的讲述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哈维尔和他的顾问们正讨论一次演讲。“他们有次问起捷克总统的主要责任是什么，你回答得非常好，”一个顾问谆谆教诲，“你说：致力于政治稳定，为新的国家争取国际社会尊重，句号。你本来可以写上好几页，但这个回答正确极了。”
    “那在我是个巨大的妥协。我真觉得害臊，写那个回答的时候我脸都红了。”哈维尔答道。
    总统选举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哈维尔已经在准备获选致辞。
    “感谢政府成员的信任，推选我担任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
    “错了错了，”顾问在一边提醒，“你要感谢的是国会，推选你的不是政府。”
    “好的，再来。主持先生，诸位国会议员……”
    “站直了，收腹，领子要系得像个士兵。这是电视上，所有人都看着呢！”
    “为了捷克人民的信任，我一定勤恳工作。我要做一个好总统。”
    “看观众，别看讲稿。”
    台上的哈维尔好像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才好，他局促极了。
    “你看这样好吧？你介绍瓦茨拉夫这个新总统上来，然后他朗诵一首诗。”另一个人建议说。
    “我都多少年没朗诵诗了。”哈维尔不太自信。“来吧来吧。”助手催促道。
    “伏尔塔瓦河上，船儿接二连三，漂过了春夏，越过了群山……”他真背诵起来。不过是捷克中学课本里一首歌颂祖国河山的小诗，却一下子让哈维尔变了另一个状态，神采飞扬，洋洋得意。
    “让我念段22年前我写的一出戏里的话——”这是哈维尔当选后讲话的开场白，“民主政治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把它当回事的人，给缚住了双手，而不把它当回事的，却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当权者的无力”
    每个月，库特茨基去上两三次总统府，带着一个摄影师，一个录音师和四卷11分钟长度的胶片。“主要是成本原因。我们想什么时候去拍都行，问题是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事情发生。经常是我们去了，哈维尔或者他身边别的人跟我们说，昨天你们没来真太可惜啦，昨天太有意思了。”理论上纪录片的拍摄没有任何限制，只是有些会议，一些政党领导不愿意拍摄时他们只得作罢。
    库特茨基也跟随哈维尔外出视察民情。在郊外一处居民区，居民向哈维尔抱怨说，他们还不知道3月份能不能继续在他们的菜地里种植，因为划定耕地所有权的一项法令还没有落实，他们很有可能失去这块地。“您得替我们撑腰啊，我们这些草民什么话都说不上，可是问题得解决啊。是我们选您到这个位置上的，您可要帮助我们。”
    哈维尔的回答多少显得有点无力，但很诚恳：“我到处走访工厂、单位、学校，就是因为关注到这些问题。我只是问他们问题，听他们说，了解所有的情况然后考虑我的政策和措施。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的时代，权力是相当分散的，我不是一个掌控一切的全能领袖，对么？”
    库特茨基曾被问起，既然胶片昂贵，他们怎样决定什么时候打开摄影机？“主要靠直觉。但我也留意既定的话题。”他这样回答，“对哈维尔这个人物，话题是既成的，多年以前他写过《无权者的权力》，现在他的情形是‘当权者的无力’。也许哈维尔还是一个剧作家、导演，在从政的过程里仍然‘导演’着身边的事务。他也会抽离地看待政治，就像他自己参与演出的一场荒诞派戏剧。”
    面对一次内阁危机，社会民主党主席米洛什·泽曼到哈维尔办公室来商谈对策，泽曼建议哈维尔下令召集四党派主席开个圆桌会议。哈维尔同意了，但因为这个会议有针对时任总理、公民民主党主席瓦茨拉夫·克劳斯的意思，他坚持要在公开召集会议前，跟克劳斯与另一党派的主席私下通个气。这种谦谦君子的做法在泽曼看来简直是软弱：“是时候硬气一点了，拿回你在公民论坛时候的权威吧，机不可失。要是请他们来开会还得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只能说明总统的威信不足。总统就是下达命令的，总统先生。”“我必须给克劳斯打个电话。不是要征求他的意见，只是得让他从电视上看到消息之前先知道一下。那样有点不公平。”哈维尔还是坚持着。“有什么不公平的？……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而且这是神赐的权利，总统先生。”泽曼都快急了，“能再给我来杯酒么？”
    哈维尔下意识地起身拿过酒瓶，给泽曼斟上。“咳，我是跟您的摄影师说呢。”泽曼这才反应过来。
    “哈维尔的惊人之处，在于他好像根本没有意识摄影机的存在，或者至少是不表现出来。有些人一见摄影机，表现立刻完全不一样了，咬文嚼字，以各种方式让自己显得体面。哈维尔很快就忘记了摄影机，这点真是了不起。”库特茨基在哈维尔10年的总统任期里拍摄了约110个场合、事件，除了政务，也有很多是总统“常人”的一面。
    哈维尔很认真地给滚石乐队的吉他手推荐餐馆；哈维尔拿着要送给克林顿的捷克产萨克斯管嘟哝：“他真知道这些个按键是干嘛用的么？”哈维尔接受肺部手术前由捷克卫生部长陪着，抽掉最后一支烟；哈维尔与希拉克会见时居然会问：“我这条裤子是不是短了点？”哈维尔出院后再婚了，牧师面前他像所有电影里的新人一样说出：“我愿意。”
    2003年1月，哈维尔结束了第二届总统任期，没能继任。按计划，10年的拍摄应该打住了，但库特茨基决定再多拍一些哈维尔卸任之后的生活。3年里他又拍了不少素材，比如哈维尔到邮局去取自己的第一张退休金支票，装修他的新办公室，在新办公室里会见奥尔布赖特、“地下丝绒”乐队的主唱娄·瑞德——“丝绒革命”这个说法还是受这乐队启发来的。

“他不是天生政治家”
    2006年，为一部新片拍摄夜戏，视力不好的库特茨基从布拉格一处建筑工地的脚手架摔了下来，伤重不治。他留下了43小时的胶片素材和90多小时的录音。库特茨基的好友、在纽约工作多年的捷克纪录片作者米洛斯拉夫·扬内克接过了影片剪辑的任务。
    扬内克找遍了库特茨基所有的合作伙伴，想看他们是否知道库特茨基本人的剪辑计划。但没有人知道库特茨基的详细意图。“我从制片人那儿只拿到了库特茨基的拍摄手记，也没能发现任何明显的想法。”扬内克告诉记者，“我只是找到少量提示，比如他想要在哪儿使用某一段电视新闻。我只能尽量研究所有的素材，揣摩他想要表现什么。”
    第一个粗剪版本有6小时长，只是单纯用素材组织成形。在离布拉格100公里外的一个乡村小影院，影片分两个晚上放给六七十个当地百姓看。“都是最普通的观众，没有一个是知识分子。尽管这么长，他们居然都非常喜欢。”扬内克说，“那这就是个信号，我们就这么做，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剪接技巧。只需要缩短长度。后来又给各种人放过五六次，每一个新版本，有一些小意见，但都非常受欢迎。第2个剪定版有4小时，所有人都说，别再短了。但是制片人明确要一个正常影院版的长度，最多只能是2个小时。很多好东西都没放进去，比如他去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见布什，与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在纽约的公寓里见面……太多了。”
    “丝绒革命”的时候扬内克也是身在美国，他说自己对捷克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但研究影片素材让他迅速被哈维尔吸引。“他非常严肃地对待他的这份工作，但他自己并不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他有幽默感，自省、自我质疑，对各种可能犯的错误很宽厚，很人性。他根本不需要靠总统这份工作挣钱，他很有钱，他就是想把这个社会变得好一点，给它留下一点好的影响。但是的确有那么多障碍……他跟那些职业政治家太不一样，他们都是为了自己政党的利益考虑。”
    扬内克非常在意影片的“可读性”，希望即使完全不理解捷克政治背景，影片里除了哈维尔之外谁都不认识的观众也能顺利看懂这部电影。不过在多数与政务无关的内幕细节当中，总统哈维尔的确太经常地显得天真、笨拙甚至滑稽。影院里笑声阵阵的时候，实在让人觉得，作家当了总统，在作家几乎是可惜，在总统也未见得合适。
    “合适不合适……这的确是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扬内克说，“我们都知道，他对政治没有什么野心，是历史让他走上总统的位子。他绝不是天生的政治家，不像有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走仕途。必须认识到，这些电影素材非常特殊，它们记录的幕后世界是没有任何摄影机或者摄像机曾经进入的。没有任何媒体能求来这样的特权。有时候他确实显得笨拙，有的问题也搁在那儿解决不了——我不知道别的政客都是什么样，不过我相信谁都会有犯难的时候，捉襟见肘的时候；有时候他显得滑稽，但他是在努力推动自己的政见。”
    哈维尔自己也看过了这部电影的两个版本，“头一次是3小时40分钟的版本，他说他让片子里的自己给吓着了；后来也看了现在这个版本，这次他说，还是很怀念那些给剪掉的片段。”
    “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剪完这个片子，我发现我对政治更没兴趣了。”扬内克总结着他的心得，“或许可以说，我现在对政治的看法就是：有理想的人想要从政，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1月30日，《公民哈维尔》在捷克国内发行，共12个拷贝。第一个周末之后，发行方立刻加印了5个拷贝。第二个周末，《公民哈维尔》在全国的票房榜上排到了第5位。
    从总统职位卸任，哈维尔除了受邀去世界各地参加活动，也重新开始戏剧创作。2007年，哈维尔完成了他20年以来的头一出新戏，戏名是《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