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那个医生？网络暴力成医患冲突新痛点

越来越多处在医疗纠纷中的患者及家属，选择在网络上曝光医生。（谭畅使用AI工具生成图）

产科医生邵晓蓓去世后的这几个月，她的丈夫常常夜不能寐，一直在四处奔走，希望为妻子的死讨个说法。家中老人也终日以泪洗面，尚未走出伤痛。“他们（网暴者）哪怕到她的坟前认个错、道个歉，她的家人也能好过些。到现在一个道歉的都没有。”知情者说。

2025年8月1日，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轻生。她的丈夫对外表示，邵晓蓓是因为长期遭受多起网络暴力，多方求助无果后才选择以死明志。

邵晓蓓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也引起许多医务人员的共鸣。近年来，越来越多处在医疗纠纷中的患者及家属，选择在网络上公开诊疗经历、曝光医生，以此推动维权进展。其中一部分患方选择了比较极端的方式，在网上抹黑医生。与传统暴力伤医相比，网络暴力已成为医患冲突的新痛点，被医院视为一种新型“医闹”模式。

“医生遭遇网暴后轻则停诊，重则抑郁，长期陷入精神痛苦中，甚至有人会采取一些极端方式。”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患办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网络暴力损害的不只是医生。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医生本人或目睹同行遭遇网暴后，面对患者会更加防御，诊疗行为也更为保守，这最终会影响那些深陷求医困境的患者。

反噬

看到邵晓蓓的消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主任薛红宇深有感触。他虽不认同轻生的做法，但却可以共情，因为这两年他也备受网暴困扰，“越是爱惜羽毛的医生越是受不了别人污蔑”。 

相关案件判决书显示，2023年5月，薛红宇曾在院外合作机构给一名三十多岁的求美者做双眼皮修复手术，术后求美者出现眼睛闭合不全、干眼症等情况，对手术效果也不满意，协调未果后求美者在多个平台通过多个账号对其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网暴。

“白天忙的时候不觉得，但是晚上睡前一想起这事就膈应。”薛红宇介绍，被网暴后他出现了睡眠问题，不吃药无法入睡，并在当年年底诊断出焦虑抑郁状态。“那段时间一看到有人转那些信息心里就冒出一股子无名火，不想接触任何有关这个事的人。”  

消费医疗是纠纷高发区。薛红宇在整形行业从业近30年，也经历过患者不满意的情况，但一般解释清楚或者友好协商后都能解决。被患者长期网暴的，这些年就这一例。

“以后我宁愿闲着也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件事后，根据这个患者的特质，薛红宇设置了一些拒诊标准：多次术后再修复、对求美效果预期过高、接触起来有阴郁感、术前沟通态度变化大……

严肃医疗也不能幸免。“艾芬是个特殊的患者，我们彼此都认识的人太多了，她的网暴确实带给我很大的压力。给她主刀的王勇也因此吃不好，睡不着，长期压力下还斑秃了。”贺玲说。

贺玲2013年退休后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执业。2020年5月，前同事、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师艾芬因眼部不适前来问诊，贺玲推荐了经验丰富的医生王勇为其主刀。五个月后，艾芬突发右眼视网膜脱落，贺玲曾给予诊疗建议、协助沟通专家。

艾芬事件之后，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把争议之一的眼底检查制度化留痕。“以前我们就拿镜子给患者看一下就行了，没有专门开单子收费，现在都改了，这无形中给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增加了负担，因为很多看眼病的是经济比较紧张的老人。”贺玲说。

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曾在2020年1月遭遇暴力伤害，致重伤二级。经过漫长的康复，陶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有个患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智障孩子，因为不停地打自己的眼睛导致视网膜脱落，他父亲就靠在网上做一些搞笑小视频赚点小钱，一家人看起来是那种质朴的老实人。”陶勇最终婉拒了手术，他担心手术费对这个家庭负担太重，而他们又对医疗期待过高；另外患者行为难以自控，手术预后难以保障。

“接这类患者需要医生有很大的勇气。他们往往病情复杂、处境困难，看起来本分老实，但也很可能因为预期过高、个性偏执，难以理性沟通。”陶勇认为，不管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伤害医生，最终埋单的可能是另外一批真正处于困境的患者。

2020年6月5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视觉中国图

纠缠

“举报无良医生！谋财害命！”在多个社交平台，前述求美者指控医生，并出镜讲述其经历。

过去两年内，虽然法院两审均判医方无过错，这名求美者依然不停指控。相关截图显示，这名求美者的不当言论被平台限制后，还多次更改账号名称，以同音字、拼音等方式发布信息。

在患方网络维权视频中，高敏的风格尤为特殊。她两岁的儿子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