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困局 ：一场延续百年的资源诅咒
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李屾淼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组合照片
“我们在石油公司的许可下执政”
在“洛斯巴罗索斯2号”油井发生井喷的那个清晨到来之前，石油巨头壳牌的勘探队已经在委内瑞拉苦苦寻觅了十年。
1922年的7月31日，他们做了一个在后世看来犹如神启的决定：回到马拉开波盆地，把之前钻探过、却一无所获的“洛斯巴罗索斯2号”，往深处再钻一点。
当时的勘探队大概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因为第一次钻探，他们就对这个地方没什么好感，从给油井起的名字就可见一斑——“洛斯巴罗索斯”，意思就是“烂泥潭”。
1922年12月14日，钻头抵达地下约440米的位置。当日清晨7点，伴随着大地的沉闷巨响，石油狂涌而出，形成一道差不多有20层楼高的喷泉。委内瑞拉特有的重质原油四散飞溅，围观的本地村民被淋了个浑身黑点。
这道烂泥潭里的喷泉，从此改变了这个国家原有的历史轨迹，宣告一个被石油重新塑造的时代的来临。在发现石油之前，委内瑞拉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表现平平的农业国，主要依靠咖啡和可可等初级农产品。然而，这口功勋油井的出现，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对石油需求的激增，瞬间将委内瑞拉推上了世界能源舞台的中央。
到1929年，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达1.37亿桶，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产油国。从农业社会到石油巨头的转型，速度快得令人眩晕。
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是1908—1935年担任委内瑞拉总统的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戈麦斯敏锐地认识到，石油是快速积累财富的捷径，他通过慷慨的特许权政策，将大片国土的勘探开采权授予外国石油公司，以此换取稳定的租金收入和政治支持。此后，石油收入迅速取代农业税收，成为委内瑞拉国家财政的绝对支柱。
石油的喷涌如同号角，召来了全球最强大的石油垄断资本。除了早已入场的英国、荷兰合资巨头壳牌，1922年后，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大举涌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资本对外扩张加速，委内瑞拉是主要目标之一。
英美资本在委内瑞拉的竞争与合作，共同构建了一个极端不对称的利润分配格局：大头利润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而坐拥资源的委内瑞拉则沦为全球石油产业链上被动的上游，进而形成了经济增长而不发展的怪象——石油产量和GDP数字飙升，但资金、技术和产业关联效应却极少惠及委内瑞拉本国经济，国家无法积累起经济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跨国石油巨头从委内瑞拉拿到了罕见的利好政策：委内瑞拉政府将大片国土以极低的价格和漫长的期限租让给外国石油公司。这些公司不仅获得勘探开采权，往往还拥有定价、运输和出口的自主权。至1960年，外资控制的石油租让地达471万余公顷。
戈麦斯政府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该制度能以最低的行政成本和最快的速度，为政府权换取稳定的现金。对于外国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它们能以近乎殖民地的形式在委内瑞拉运作，并将绝大部分利润汇出境外。
在广大的特许区域内，跨国石油公司扮演了事实上的“准政府”角色。它们自主建设并管理着全套生产生活设施，包括道路、电力、供水、住宅区和医院，公司为其雇员（多为外籍技术人员）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形成了一个与周边落后的农业社会格格不入的现代化孤岛。
这些公司还凭借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直接介入委内瑞拉国家政治。它们通过行贿、政治献金、雇佣前政府高官等方式，深度影响这个国家的能源政策、劳工法和税收政策的制定，确保制度环境始终对其有利。真正的权力中心不在首都加拉加斯，而是在石油公司的区域总部。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
1940年代，曾有一名委内瑞拉的内阁部长如此自嘲：“我们在石油公司的许可下执政。”
这种国中之国的状况，严重侵蚀了国家的主权完整和治理权威。更严重的是，石油让委内瑞拉经历了一轮仓促和畸形的经济结构转型，成为一个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出口、产业空心化的收租国家。政府的主要角色不是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而是作为资源的看守人，通过收地租来分配财富。
委内瑞拉政府一度沉浸于这一角色，高峰时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外汇收入的95%。这种老天赏饭的快钱扭曲了国家的发展逻辑，经济表现完全与国际市场上的油价挂钩。政府不用靠纳税人过日子，也就不需要向纳税人负责，更没动力去培育多元化、有竞争力的其他产业。
石油租金模式不仅重塑了委内瑞拉的经济，更深度重构了该国的政治生态。一个以军人和官僚联盟为核心、分享石油租金收入的食利联盟就此形成，执政者的权力是否稳固，直接取决于其对石油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
这种捆绑造就了一套病态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强大的跨国石油企业有能力扶植代言人掌权，代言人则凭借石油企业交的租金维系权力。从戈麦斯的军事独裁时代开始，委内瑞拉的政权就惯于使用石油租金“购买”社会稳定：一方面，高薪和特权职位被用来收买军方和官僚的权贵阶层，防止内部叛乱；另一方面，当油价高企时，政府也能拨出部分资金，用于有限的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底层民众的不满。
即便在自主掌握石油资源后，这一逻辑依然深刻影响着委内瑞拉的政治，不同派别的斗争常常围绕石油收入的分配展开，而非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查韦斯时代更是将这一逻辑发挥到极致，其管理国家的社会愿景，几乎全部由价格飙升的石油买单。
石油对于委内瑞拉而言，远不止是一种商品，它更是国家预算的来源，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国内各派势力角逐的核心战利品。国家命运与石油期货市场的涨跌高度关联，无从剥离。
这种共生关系是脆弱的。一旦油价暴跌，维持统治集团内部士气和民众忠诚的硬通货就会消失，从而触发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
委内瑞拉首个商业化油井的纪念碑
“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表演
在这一历史时期，长期面对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强势控制的困境的，不只是委内瑞拉，还有许多其他拉美国家。
因此，拉美国家开始掀起了一波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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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