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展望2026｜从“碳”到“自然”：中国企业ESG的第二张考卷

自然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与企业的生存、竞争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全球可持续议程越来越清晰地指向“自然向好”，而中国则在国内政策完善与国际规则对接中，加速构建覆盖宏观治理到微观实践的生态保护体系。

2025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进一步强化。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宣布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与TNFD（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框架的整合，预示着自然相关披露将与气候信息披露一样，逐步成为资本市场的“通用语言”。与此同时，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修订后的《GRI 101：生物多样性》标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对企业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提出了更严格、更量化的披露要求。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配套的ESRS E4标准已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纳入强制披露范畴。国际规则的趋同与强制化，意味着依赖全球供应链、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必须将自然风险管理提升至战略高度。

与此同时，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力显著增强。2025年初，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以“工程化”方式系统推进保护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牵头制定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目录》在20多个省份试行，为金融机构精准识别和支持生物多样性项目提供了“标尺”。2025年11月，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公布，旨在推动生态保护从财政投入为主，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财政部等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也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的自然生态保护正在形成“目标规划—金融支持—市场机制—信息披露”的闭环政策体系。

政策与规则的外在压力，正在转化为企业内在的行动力。根据相关调研，2025年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报告中，披露生物多样性信息的比例首次突破50%，其中央企披露率高达77%。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将生物多样性视为简单的公益捐赠或品牌宣传，而是开始尝试将其融入业务全链条——从原料采购、生产运营到产品创新与品牌建设。

自然生态议题完成了从“软性倡导”到“硬性约束”、从“宏观叙事”到“微观落地”的关键一跃。展望2026，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企业将如何应对这场关乎生存与未来的“自然大考”？

评估深化：自然风险的“可测量时代”来临

“国内外对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数据与评估是企业落实生物多样性的前提。”绿维易新（上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杜金指出，2026年，企业面临的自然生态评估将呈现“力度与速度双增”的鲜明特征。

国际披露标准趋严，定量化成为硬性要求。2026年正式实施的GRI 101标准，以及ISSB与TNFD的整合，共同指向一个明确趋势：企业需要对其经营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进行更具体、更量化的评估与披露。杜金认为，这将驱动企业评估需求大幅增长，“尤其是上市公司、出海企业及交易所指数成分股企业，披露导向将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的风险管理”。这意味着，过去报告中常见的定性描述（如“我们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将不再足够，企业必须回答：在何处、对哪些物种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何种影响？影响程度如何量化？

自然资本核算从宏观走向微观应用。国内，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已在浙江、云南等多地被纳入重大决策评估体系。然而，GEP核算在宏观层面能衡量区域生态价值，却难以直接用于银行对单一项目的授信或企业的微观管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指出，当前挑战在于“宏观如何落到微观”，银行需要项目层面的、可验证的生态效益数据来定价。这催生了将宏观GEP指标进行拆解、与企业特定场地和业务活动相结合的技术需求。

高成本门槛呼唤“轻量化”解决方案。精准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是一项高度跨学科的工作，涉及生态学、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科学等多领域，目前专业人才稀缺，导致评估成本高昂。杜金坦言，这对广大中小企业构成了现实障碍。因此，未来市场的关键创新方向之一，是开发更“工具化”和“轻量化”的评估解决方案，例如基于遥感数据、AI识别和标准化工具包的风险筛查模型，以降低企业尤其是供应链上中小供应商的入门成本。杜金所在的机构开展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风险量化评估”项目，正是对此方向的探索。

未来，随着强制披露的落地，ESG正式进入“气候与自然双重约束”的2.0时代。企业，特别是处于监管焦点的大型企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必须尽快补齐数据短板，建立覆盖自身运营及供应链的自然影响基线数据库，为应对更严苛的量化披露和风险管理打下基础。

金融创新：自然价值成为资本新坐标

“自然生态议题通过从政策层面的导向，以金融支持的形式传递到资本市场和企业实践。”施懿宸教授指出，2025年《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目录》的发布与试行，为2026年生态金融的创新与繁荣铺设了轨道。

政策框架夯实，绿色金融更“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制定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目录》将生物多样性相关项目分为4大类87项，为金融机构识别和认定“绿色”项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指引。2025年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第五章“生态保护修复与利用”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专业化。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在相关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银行业保险业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些顶层设计，极大地激发了市场创新活力。

从贷款到债券指数，金融产品“百花齐放”。在《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目录》等政策的精准引导下，2025年，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金融产品破土而出，标志着市场力量开始系统性回应自然保护的融资需求。从北京银行在新疆落地全国首笔生物多样性贷款，到海南省成功发行生物多样性主题离岸人民币债券；从广东、苏州等地探索“信贷+保险”模式以保障可持续水产养殖，到金融机构联合发布首个生物多样性债券指数，一个涵盖信贷、债券、保险及资本市场工具的多元化产品图谱正初步成形。这些创新并非孤立案例，其背后是清晰的趋势：金融资源正从支持显性的污染防治，转向更为复杂、长期的自然资本修复与增值。

资本市场开始为自然风险定价。自然生态议题不再仅是道德选择，更开始影响企业的财务估值。施懿宸引用国际学术研究指出，资本市场已出现“生物多样性溢价”的迹象：那些业务高度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或对自然产生高影响的企业，其资本成本和风险被市场重新评估。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在2025年9月联合发布报告，进一步论证了自然投资的长期回报。这意味着，良好的自然风险管理表现，未来可能直接转化为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高的估值。

2026年，自然相关绿色金融产品将更加专业和丰富。随着TNFD等披露框架的普及，金融机构将更系统地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投前尽调、信贷审批和投后管理流程。施懿宸预测，“2026年开始会有更多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有点像10年前的气候变化，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快。”生物多样性信用、自然收益权质押等更复杂的金融工具将进入试点深水区。

实践升维：构建“自然向好型”商业生态

“企业实践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的公益有着本质区别，需要充分融入业务流程并以此构建品牌。”上海自然堂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经理陈娟玲结合自身实践指出，领先企业正在将自然生态从“成本项目”重塑为“价值资本”和品牌内核。

模式创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创造共享价值。企业实践正超越单纯的捐资保护，转向与核心业务深度融合的商业模式创新。杜金举例，山东一些出口型农业企业，通过转向再生农业、生态农业，虽然种植成本有所上升，但其产品因对周边生态（如氮磷含量控制）的正面影响，获得了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的青睐，赢得了更高附加值和市场份额。这揭示了一个关键趋势：符合自然向好原则的供应链，正在成为获取国际订单的通行证。对于受欧盟《零毁林法案》（EUDR）等法规影响的中国木材、家具、服装等出口企业，主动进行供应链溯源与转型，是守住市场机会的必然选择。

品牌建设：让消费者从“旁观者”变为“共创者”。在这一层面，领先企业的实践揭示出一个核心范式转变：有效的自然生态传播，关键在于超越单向度的公益倡导，转而设计一套让消费者能够深度融入的“价值共创”体系。陈娟玲指出，企业需要将消费者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信任的“行动共创者”。这要求企业在其主营业务链条中，精心设计出“有体验、有回报、有共鸣”的创新参与机制。其精髓在于，将抽象的生态保护议题，转化为消费者在购物、使用、互动中能够清晰感知并收获认同感的具体行动。通过将公益项目与消费场景无缝衔接、提供可追溯的善行反馈、授予具有仪式感的参与身份，企业能够构建起超越交易的情感与价值联结。

战略内核：生物多样性信用成为长期竞争力的抓手。上海天工产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陈元哲提出，生物多样性信用（Biodiversity Credits）对企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风险管理工具，帮助企业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合规风险和要求，更是连接生态保护与资本配置的桥梁。企业通过投资高质量、可验证的生物多样性信用项目，能提升ESG表现，塑造差异化绿色品牌，并增强供应链的生态韧性。他建议中国企业应尽早关注并参与像NCS（自然信用标准）这类强调“净增益”和科学严谨的标准体系，在规则形成期积累经验与信誉。

未来，企业的自然生态实践将面临更高的“漂绿”审视。陈娟玲警示，缺乏坚实科研基础和可验证成效的项目，不仅难以产生真正的环境价值，而且将带来巨大的品牌信用风险。因此，企业必须以科学、谨慎的态度，设定量化目标，配置专业资源，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可选”的公益，逐步系统性地融入企业核心战略，视为未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答题”，并以此构筑真正的竞争壁垒。

未来之路：以“共建者”的身份积极参与

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美丽中国建设的蓝图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内在的、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意味着应对国际合规的底线思维，更呼唤一场从认知到实践的深刻价值重构。

融入国家战略，把握“美丽中国”下的企业机遇。多位专家共同指出，“十五五”规划中关于“美丽城市、美丽山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部署，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方向。施懿宸、杜金、陈元哲均提及，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如云南怒江试验区）以及生态产权市场的发展，都将创造出巨大的绿色市场空间。企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自身业务与这些国家战略重点相结合，例如参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项目，开发符合区域生态特点的绿色产品，或投资于生态修复与产业协同的复合型项目。

构建系统性能力，跨越“认知-执行”鸿沟。要更好地应对自然生态议题，专家建议企业需构建三大核心能力体系：

• 战略内化能力：董事会和管理层需将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提升至与气候议题同等的战略高度，并将其嵌入公司治理、中长期规划及高管考核。

• 数据管理与评估能力：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打通数据壁垒，运用数字化工具（如AI、物联网、区块链）实现对自身及供应链自然影响的实时监测、精准核算和透明追溯。

• 价值链协同能力：龙头企业应发挥“链主”作用，将ESG/NBS标准融入采购决策，通过培训、技术共享、绿色金融等方式赋能供应商，共同构建有韧性、负责任、自然向好的产业生态。

积极参与规则对话，从“接受者”转向“共建者”。回顾中国供应链应对国际ESG规则的历程，缺乏行业集体发声和规则谈判能力曾是痛点。在自然生态这一新兴领域，中国企业有机会更早参与。正如上海天工产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所推动的NCS标准尝试，以及中钢协在钢铁低碳标准上的国际合作所展示的，在规则形成期主动贡献中国实践、发出专业声音，是降低长期合规成本、维护产业利益的关键。行业组织、领先企业和专业智库应形成合力，在国际标准制定舞台上，用科学的论证和可操作的方案，争取更公平、更合理的规则安排。

2026年，自然生态与生物多样性议题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嵌入企业的经营逻辑。这不再是一场遥远的、关于道德的选择，而是一场迫近的、关于生存与竞争力的考验。压力固然存在，但更应被看见的，是其中蕴含的价值重构机遇——将生态投入转化为品牌信任、将自然风险管控转化为供应链韧性、将对自然的敬畏转化为可持续的创新源泉。

从被动合规的底线思维，到主动创造自然价值的战略升维，中国企业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上。答案，不在于一份完美的ESG报告，而在于能否真正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转化为每一天的决策、每一步的实践，在全球迈向“自然向好”的进程中，贡献不可或缺的中国智慧与商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