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阮夕清与公共空间 | 心智生活
阮夕清之所以成为阮夕清,不是因为他写了一系列幸存者与世界之恶搏斗并获取胜利的励志故事,而是他巧妙地借助幸存者这样一种叙事视角作为对照,来讲述一个个在人生迷雾里跌跌撞撞前行的行动者的故事,审视在不确定的行动中被一点点拓展开来的人类公共空间,审视在这个公共空间中被确认的那些细小、微妙而脆弱的善。
这既是对他人的理解,也是借助他人目光折射回来的自我理解,因此这理解之心就一定是更多跳动在有陌生人存在的公共空间中。这样的公共空间,曾经活跃在现代小说的开端处与鼎盛期,曾经,是小说教育我们如何进入陌生的世界,以及如何与他人相处。我们目睹阮夕清笔下那些怀揣心事的人,如何捐弃自怜与意淫,如何投入这样的公共空间,在行动中被洗礼,被滋养,被安抚。
责任编辑:邢人俨

《燕子呢喃,白鹤鸣叫》,阮夕清。资料图
阮夕清在49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燕子呢喃,白鹤鸣叫》,收有六个短篇小说,总共不到十万字,单薄不起眼得如同诗集,却意外地成为2025年中国文坛很重要的收获。
阮夕清职高毕业后做过很多工作,商场收银员和营业员,超市保安,城管,书吧小老板,课外语文老师,这些形形色色的基层经历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谈资,也必然让评论者津津乐道,却无法确保一个人成为小说家。是因为如今的阮夕清写出了很好的小说,才导致他过去所从事过的那些普通工作也焕发出光彩,是现在改变了过去,而非相反。阮夕清深知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阮夕清就不是什么素人写作者,而出版界鼓吹的素人写作如果有意义,也不过是相对于文学圈内部种种“偷偷一笑”的荤人写作罢了。
阮夕清的故事也并不是那种文学青年呕心沥血多年之后终于拨云见日的故事。事实上,阮夕清最初的写作就获得了认可,所以才有“停笔十一年”的说法,而这停笔并非生计所迫,也不是遭遇什么更强大的诱惑,更多只是因为自我怀疑。他不想仅仅像一个文学青年那样写作,他压制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文学青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身上消失了很多文学青年,又冒出来很多个”,但那种属于文学的欲望却一直陪伴他从青年到了中年。
当代文学评论和创意写作都喜欢提炼问题意识,所以年轻人的小说写得愈发像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可阐发的东西多,打动人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但《燕子呢喃,白鹤鸣叫》里面的几篇小说都是动人的。这些小说都并非源自坐而论道的问题意识,而是源自一个普通人生命的伤口。但阮夕清又无意把伤口撕开给人看,他无意用很多青年小说家惯用的暴力和惨烈来撼动人心,或许他觉得这本身是不道德的。停笔十一年后,迥异于那些唱着失败者之歌宣泄原生家庭怨恨再虚构救赎的文学青年,他已是将一切苦痛和难过完全自我吸收的中年人。我们从其小说中看到的伤口是已然愈合的伤口,而他治愈伤口的方式是摆脱文学青年的那种自我凝视,将目光投向外部公共空间。因为,“这种自我凝视看到了周围无处不在的恶,但把自身排除在它批评的社会整体之外,而这种排除本身,正是恶的形式特征”(黑格尔语),而“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尼采语),与之相对应,精神治愈伤口的恰当方式,是“通过摆脱整个私人性的身体(伤口就是刻在这个身体上的),来治愈自己的伤口”(参见齐泽克《绝对反冲》)。
陈国良的书摊摆在假山边上……游客问多买少,那些混迹公园的人跟陈国良自来熟,习惯借一本,翻个半天再还给他。借书人多时,陈国良眼观八方,一方面是担心书,毕竟一个人也不认识;另一方面,前后左右的树荫下,十来个人手捧着书,画肖像的、卖假古董的、等舞搭子的、酒店门童……这些人做同一件事情时的姿势接近,似乎因他举行着一种宗教仪式,人流露着植物的平静,仿佛调换,树具备了人的神情。他挺沉溺这种感觉。(《华夏第一公园》)
公园和旧书摊是70后一代人的乡愁。这种情景在当下自媒体时代无法复现,并不是说不再有混迹公园的人,也不是说不再有看旧书的人,而是说人与人的连接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智能手机在每个人身旁围起一个无形的屏障,“陌生人”这个不确定选项已无法闯入生活,因为“无聊”这个选项也在消失,陌生人之间不再彼此需要因为无聊而努力打破坚冰,陌生人仅仅意味着不确定的危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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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