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何川洋”们的未来

作为重庆高考“更改民族加分事件”的“受害者”，社会还没给这些孩子公正的启示，就直接让他们成为官场腐败的牺牲者

何川洋可能是今年全国高考后最“迷茫”的青年，他正在承受着这个时代最为奇特的一种痛苦。这位素有北京大学志向的考生，考出了重庆市文科总分第一名，按以往惟分数是取的惯例，他本来可以如愿以偿，但是，现在，他可能任何大学也上不了。先是北京大学弃录，后是香港大学拒绝。

他是重庆高考“更改民族加分事件”的“受害者”。事件中31名考生，何川洋是目前仅仅公开身分的两人之一。根据重庆官方的表态，原来这些孩子的姓名将不会公开。何川洋因为特别的高分而被互联网和媒体曝光，使得我们可以以他为个案来讨论教育的公正、中国高考体制的弊端和操作上的腐败。

北京大学放弃录取何川洋是否合理？反对的观点甚至认为北京大学“违法”。因为何川洋14岁即被父母更改民族身分，这是他作不了主的，3年后，他还没有满18岁，也没有完成行为能力。全部责任在他的父母，他仅有的责任是没有反对父母的安排，但这对一个孩子来说，要求太高了。最初，他可能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等他意识到了，他已经在高中期间当了3年“少数民族学生”，他“更没有能力反抗”了，所以北京大学没有权力拒绝他。

但是，赞成北大弃录的观点认为，即便这一切都是他的父母安排的，他也应当承担父母过错的连带责任。而作为制度内的大学，北大应该按照国家关于“民族考生加分”规定要求——发现作弊则取消录取资格——办事。另外，体制外的港大拒绝他，英语能力不够是原因之一，据说也有“作弊”污点的影响。说明“洗雪污点”是需要代价的。

当一个中学生被“选中”作为讨论公务员的腐败和高考体制的弊端，完全可以理解，这是难以承受的。当何川洋知道他的民族身份作弊的后果时，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

但我想，这还只是一时的，可以想象，这个事件对包括何川洋在内的这一群孩子的人生道路和心理发展，都将产生久远的影响。在稍后的表态中，何川洋被认为有令人惊异的“成熟”：他认为父亲“为了爱他而犯错”，他原谅他。接着他说，“没有了通知书，状元的成色也不会黯淡。”

如果可以“苛求”一下这个孩子，现在既已到了这个地步，其实他还可以把话说得“更好”一些。例如，他说：作弊加分，这是破坏公正的。今天，我委屈了，但假如我被录取了，更是一种不公正，今天我受的委屈，比起这种不公正来，算不了什么！

这样，何川洋就可以再得一次“高分”了。

但这样的观念，对何川洋们来说，到底算怎样的“苛求”呢？一个能考上北大的学业优异的中学生，如果平时在学校受到过公正方面的教育（这本来是培养中学生公民意识的内容），面对目前的处境，或许可以想到这样“冠冕堂皇”的道理。可是，看来，何川洋想不到，他的父母到现在也“没有能力”教他这些道理（所以，除了作弊，他的父母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爱孩子）。

这，就是一个被我们的官场作弊牺牲的高考生的标本。

相比之下，何川洋们失去升学资格，而为他们作弊的公务员们却没有失去公务身份，只是给予某种纪律处分，是不太相当的处罚。当然，这只是目前公布的情况。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全国各地，在历年公布的所有形式的“高考加分”（体育特长，艺术特长等等）作弊中，重庆这一次处理得是最公开的。

目前，重庆民族生加分作弊被人们作为标志性事件记住了，但全国类似事件加起来，差不多已经到了颠覆“高考加分”规则的地步了。去年，重庆就发生了因为“加分”现象，造成第一名进不了北大的局面。今年，重庆市石柱县副县长说她女儿的民族成分被改并申请了加分，“是办手续的公务员出于好心”。辽宁省一位先生对媒体称，孩子的老师曾给他打电话，问是否愿意给孩子办个“体优生”，“花3万块钱就可以弄到一个指标”，能加10分。这说明，仅就高考加分一事而言，行政的乱象和腐败严重。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给孩子们的竞争环境。这些孩子还在形成人生观，社会没有给他们公正的启示，就直接让他们成为官场腐败的牺牲者。孩子们需要前途，现在，他们上学的路途被阻，但他们整个的人生如何上路，你得给人家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