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愿识别难”：精智障碍者的婚姻由谁决定？

2025年9月12日，山东聊城茌平区“手作暖时光 共绘心生活”主题活动现场，志愿者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制作手工艺品。（视觉中国|供图）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提出，当前农村部分地区出现收买精智障碍女性（精神障碍与智力障碍）为“妻”的强迫婚姻现象，这类女性极易成为被性侵、虐待、转卖的受害者。

蒋胜男建议，开展专项行动，由多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农村精神、智力障碍女性强迫婚姻专项治理。建议甫一提出，旋即登上微博热搜。

 近年来，有关精智障碍人群的新闻频现。精智障碍人士的基本权利该如何保障？精智障碍女性的婚姻由谁决定、是否具备性自主权？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又该如何与精智障碍人士相处？

 为厘清以上争议，南方周末记者邀请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残疾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关键问题研究”的兰州大学教授焦若水、长期于一线帮扶精智障碍女性的江西省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刘玉方、中国民航大学刑法学副教授陈文涛深入探讨。

“一种悖论”

南方周末：2026年，不少代表委员的建议和提案关乎农村精智障碍人士的权益。目前，农村精智障碍人士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

刘玉方：我们是2019年正式登记成立，主要扎根农村做“三留守”人员和困境人群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留守困境儿童的妈妈或者姐妹是精神障碍女性。所以我们从2022年开始尝试关爱农村精神障碍女性的项目，一直到现在。

根据我们的观察，留在农村的人大多数是没有办法出去就业，或家里有病人，或者自身各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所以留在村里的多是经济条件较差的人。

对于生活在这类家庭的精神障碍人士，他们只能说是吃饱穿暖，但康复等更多的需求是无法在家庭层面得到支持的，更深入、更个性化的一些服务非常缺位。

焦若水：总体情况不容乐观，确实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

第一，人口流动的“筛选效应”导致农村残疾人比例相对较高。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具备劳动能力的青壮年更易进城，而近80%的持证残疾人仍生活在农村，与全国人口城镇化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传统“熟人社会”的保护机制在弱化。过去农村邻里间“守望相助”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随着乡村空心化，基层组织和邻里互助功能不断减弱，导致相关的社会支持和监督显得不足。原本并不突出的照料缺失、权益受损风险，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原子化居住环境下，确实存在被放大的风险。当家庭作为第一道防线失守，而社区监督又缺位时，精智障碍女性的权益保障就容易出现真空。

南方周末：你们遇到的精智障碍人士在农村受到了怎样的对待？

刘玉方：我认识一位智力障碍的姐妹，她丈夫患有小儿麻痹症。他们家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设有麻将桌，很多人会来这里打麻将。但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