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子夺嫡，雍正凭什么胜出？新史料破解清宫悬案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康熙皇帝在外出狩猎途中，突然宣布废黜已立33年的太子（二皇子胤礽），朝野震惊，由此也拉开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最终的胜利者是四皇子胤禛，继位为雍正帝。在此期间，发生了太多戏剧性事件。

据编年体史书《康熙实录》记载，一废太子后，大臣推举八皇子胤禩为储君。大皇子也举荐八弟，还说有个叫张明德的算命师给胤禩看过相，称“后必大贵”。

此事引起康熙警觉，认为张明德算命惑众，将其拘押问罪。之后查出张明德曾有刺杀太子的计划，并告诉了八皇子，但后者没有上报。康熙当众责骂了八皇子。十四皇子允禵为八哥辩护，激怒了康熙，被打了一顿。

正史的记载成为艺术创作的参考，在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及由其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胤禩被塑造成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以他为首的“八爷党”也因为过早地暴露了实力，最终败于夺嫡之争。克制隐忍的四皇子，则成为“闷声发大财”者。

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众皇子在紫禁城。资料图

一百多年来，康熙传位之谜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民间热衷讨论的话题。“雍正得位不正”广为流传，但又缺少实际证据。而在2026年1月出版的《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一书中，学者孙立天发现了新的史料和论据。

康熙废太子事件发生时，德国传教士纪理安根据所见所闻，写了日记《北京纪事》。这份材料于近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让历史有了新面目：第一，张明德是四皇子找来的相面人；第二，是四皇子向康熙举报八皇子有篡位之心；第三，最后事情败露，四皇子被康熙打了一顿。

也就是说，新材料所展露的事情与《康熙实录》的记载恰好相反。雍正并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权力的野心，最先参与了夺嫡之争。更阴狠的是，他和八皇子比邻而居，向来关系要好，但毫不犹豫向兄弟下手。

《康熙实录》是在雍正继位后编订，显然对部分内容做了有利于雍正的“虚构”。孙立天的著作正是通过新旧材料的比对、解读，试图发掘那些被隐去的真相。

“雍正对康熙晚年有关储位的事进行了全面的虚构，现在留下的官方叙事可以看作他和一帮史官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作品。”孙立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简单总结就是，其他皇子都在处心积虑地争夺皇位，唯有雍正是清心寡欲。”

康熙选储的标准

《真事隐》开头用了一个章节（全书共七章）内容来论述《北京纪事》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但若要更好地理解传教士和康熙的关系，需要参照孙立天的上一部著作《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这本书出版于2024年，累计销量已超20万册，豆瓣评分达9.3分。

据书中论述，在满族人和明朝作战过程中，来自西洋的武器“红衣大炮”起着决定作用。以耶稣会神父为主的来华传教士，参与了大炮贸易和技术传授。在满清一边，管理大炮事宜的是佟氏家族，和传教士关系要好。而康熙的母亲正是来自佟家。由此，传教士得以接近康熙，希望通过他来获得传教便利；康熙则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双方建立起亲密关系。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决定全面管理在华传教士，要求他们注册登记，领取印票，作为传教的“资格证书”。但发放印票的机构并非管理僧侣的礼部，而是内务府。既往的学界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印票的存在。孙立天发现此事后，意识到背后“可能蕴含了特殊的含义”，有内容值得挖掘。“这大概算是我学术发现的源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清朝有着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权力运行体系——除了处理国事的朝廷系统，还有处理皇帝家事的内务府系统。前者是君臣关系，后者是主奴关系。皇帝在朝廷系统无法推进的事，会交给内务府来执行。早期，传教士的传教申请遭到礼部反对，康熙便转而交给内务府负责。也因为脱离朝廷系统，正史中对于康熙和传教士的交往记录很少。

孙立天认为，传教士与康熙之间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这里的“奴才”并非现代意义的“奴隶”，更意味着一种忠心。在传教士写给康熙的折子中，会称康熙“主子”，而不是“皇上”或“圣上”。作为康熙的家里人，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廷，这是大臣都没有的待遇。正因如此，传教士有机会记录下宫廷内发生的事件，这是《北京纪事》得以产生的背景。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教皇派特使多罗来华，处理“礼仪之争”问题——教皇认为中国传统的祭祖等习俗违背了天主教反偶像崇拜的教义，禁止入教者参与。但耶稣会神